变迁

红火的生意因“涉黑案”而中止，孙宝东的时间停滞在8年前。

出狱后不到两天，他就接到了30多个祝贺电话。与社会脱节8年，被问及今后的打算时，他一脸茫然——重新做生意不仅需要资金，还要有多年积累的货源和客户。

原来的凯旋路钢材市场如今是金泰钢材市场，面积比之前扩大了一倍多，当年和孙宝东一起起步的合伙人如今已年收入千万元。

入狱前还能和孙宝东掰手腕的父亲因忧虑3个儿子而一病不起，如今已无法说话，也认不出儿子们。

回家的第一晚，孙宝东失眠了，带着狱中落下的旧疾，他频繁地起夜，和妻子聊天到凌晨两点半。

密集的媒体采访结束后，孙氏三兄弟第二天凌晨4点赶往250公里外的柳河县，在母亲坟前，三兄弟长跪不起。

孙宝东坐车拜访朋友的路上，汽车驶过凯旋路、春城大街，眼前的建筑都不再是他记忆里的样子。

直到路过长春人民广场那个著名的地标建筑，他才眼前一亮：“对对！这个！”

这个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变得陌生了。

出狱两周后，孙宝东依然在尝试适应被切断了8年的生活。

“微信是啥？手机怎么还能上网？拍的照片咋这么清楚？”他手里攥着只有通话和短信功能的老式三星手机，一边问儿子各种问题，一边挠头笑：“还是这个手机好使。”

当年被定为涉黑的16人中，孙宝民夫妇等9人被最高法改判无罪。另7名被告有10余起犯罪被认定事实清楚，但他们实际服刑的期限都已超出了此次改判的刑期。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当庭宣布，这16人都有向吉林省高院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

2015年12月，最高法承办此案的法官齐素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坏人也有作为人的权利，也要依法来评判他。“不能因为他坏，我们就可以比如拔高认定，在罪与非罪之间，我们选择罪；在轻罪和重罪之间，我们给他适用重罪，使用更重的刑罚——这都不符合法治原则。”

出狱后的曲海文无家可归，入狱后，他的妻子便变卖了房屋家产，带着孩子离开，从此失去联系。

周艳圣的妻子已和他离婚，他出狱后只能在各个亲戚朋友家辗转借宿，“回家两周，一夜也没睡着”。

2008年，周艳秋因“涉黑”被抓一个月后精神失常，后被鉴定为精神病二级残疾，只能监外执行，8年来状况未见好转，由70岁的老父亲周凤廷照顾。在接受《今日说法》采访时，已经精神失常的周艳秋说：“我害怕，警察打我。”

孙宝东、孙宝民等人分别向记者详细陈述了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形，但最终因无证据证实，最高法没有采纳“有罪供述系侦查机关非法取得”的辩护意见。

据最高法2010年公布的信息，仅2006年1月到2010年6月，全国法院一审以涉黑罪名定罪审结的案件共有1709件，其中审结生效的涉黑案件中，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就有4610人，重刑率高达46.42%，高出了同期法院判决的全部刑事案件的重刑率。

作为第一个由最高法巡回法庭公开审理翻案的涉黑案件的当事人，孙宝东明白自己只是众多“涉黑”案当事人中最幸运的一个。

睡在家里的第一晚，孙宝东时隔8年再次看到了洒进卧室的月光。“月亮原来有这么亮啊。”他忍不住感叹。

吴疆当时任吉林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副支队长，当年因查办此案获得表彰。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拨通他的电话，对于曾经查办的“铁案”如今被翻案，他只说了一句话便挂断了电话：“这个去找我们的政治部门。”

本报长春2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