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着行李箱站在中关村，成英善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原来这里也有很多高楼啊”。

“出国的人都是因为喜欢那个国家才出国的。” 回忆起14年前做的决定，成英善说。

目前中韩已成为互派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据2016年4月教育部统计，2015年来华留学生中，韩国留学生数量最多，为66672人。

中国，更中国

20多年来，朴济英眼看着“韩流”在中国流行起来。他从留学到创业，在中国的每一步发展，都踩在鼓点的节奏上。

20多年前，还在学中医的他，骑自行车看到西单的眼镜店，几百号中国人排着队配眼镜。尽管1天1万元的租金令他咋舌，但周末一天30万元的流水量更令他震惊。他下定决定，投资实业。

2005年《大长今》引进中国，带来了当年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旋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副研究员王晓玲认为，就纯输入的进口韩流而言，《大长今》达到顶峰。

韩流文化的兴起，也让朴济英的生意开始红火。2007年，他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新闻联播给50秒啊，那个厉害了！”他作为韩国中小企业的代表回答关于“如何看待中国购买眼镜的消费观念变化”的问题。

他说到，“以前中国人一副眼镜是丢了才配，但是现在他们的理念是要求时尚化，而且会备用两到三副眼镜，2005年隐形眼镜也开始流行起来。中国的消费者也讲究美了。”

像朴济英一样，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在中国看到了机会，而望京因为靠近首都国际机场，就自然地形成了一个韩国人汇聚之地。

21世纪之初，高楼如雨后春笋般噌噌而起，大量的韩国人聚居于此，韩国的公司、银行、餐厅、娱乐场所等进驻其间，作为北京最大的韩国人聚居区，这里被称作“北京的飞地”“中国韩国城”。

很少有人能说清楚，目前在中国生活的韩国人到底有多少。“以前走在望京，5到10米就能见到一个韩国人。”朴济英说。

在2008年一场被称为“韩元咳嗽，望京感冒”的金融危机之前，这个数字很庞大。据统计，当时仅在望京居住的韩国人就有5万。

全职太太权素姬就是掉在望京人群里分辨不出国籍的韩国人。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感慨中国的变化太快了。在商店购物、菜场买菜，人人都掏出手机，用支付宝、微信结账；出门打车，都用手机提前叫好车；网购的快递速度目前已经超越了韩国。她的手机里装着各种中国App，甚至孩子吃的止咳药水，都从网上买。

她觉得中国人很有人情味，不会韩语的家政阿姨不小心打碎了杯子，用两只食指从太阳穴开始往上指，问女主人“生气了吗”。

这些超越国家语言的“肢体语言”让她觉得，这个因为贫穷而辍学打工的中国女人身上有很多好品质，陪她买菜，教她那些菜都叫什么名字，每次服务时间是2小时，为了教她汉语，常常超过这个时间，却从不计较。“十分纯真，这样的人在韩国很少见”。

她还邀请过在中国教她汉语的大学生老师到首尔，住在她家里，带她去首尔弘大、梨大这种“很韩国”的地方，而没有去济州岛，因为那里已经没有韩国特色了。

权素姬还坚持每天阅读中国新闻——尽管目前她只能读懂标题。2013年年初，长春一名男婴被偷车贼掐死在雪地上，这个新闻让她揪心，“因为我也有孩子。”

在她眼里，孩子“还没有国家的概念，因为都长得一样，只是语言不同”。

她把4岁的孩子送到中韩双语幼儿园。在她看来，孩子从小就会说汉语和韩语，“能让他们在中国自然地生活，想法更大。”

她和丈夫都喜欢吃中国菜，每周都会去中国餐馆吃一顿饭，比如烤鸭、麻辣烫等。

有时候她也忍不住感叹，“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孩子上学的问题，我真的不想住在望京，这里的韩国餐厅很多，连外卖都是韩语服务，生活太韩国了”。

她喜欢南锣鼓巷、芳草地，离望京地铁站仅一站之遥的阜通，被她看作是逃离这片“与韩国联系过于紧密”的土地的一个方向。因为“那里有个更真实的中国”。

发展快了，太快了

尽管在中国生活23年，回到韩国时反而觉得自己像个外国人，具滋元仍然不敢说他非常了解中国。

喜欢《三国演义》，视赵云为偶像的具滋元被朋友们称为“中国通”。不过，他自己不太愿意接受“中国通”这个标签。

“那些在中国没待满5年的人，才会说‘对中国我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待到10年的人，会说‘中国范围太大了，我开始不知道中国了’。待到10年以上的人，才会说‘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具滋元说。

当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拉着行李来到望京时，很多外地打工者也是冲着这里韩国人多慕名而来。

在望京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工作的小雨，就曾经揣着“看看韩剧中的人”的梦想，选择了到望京区域工作。不过她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大家都一样是普通人。

她带着客户看房子，楼道里韩国住户会和中国住户用蹩脚的中文打招呼。要和韩国客户打交道，也可以去旁边的超市请韩国阿姨来帮忙做个翻译“志愿者”，在楼外的四川麻辣烫，去得最热情的是和她年龄差不多的韩国年轻人。

尽管乐天玛特门店关店的消息不时传来，可在很多望京人眼里，身边的韩国人大多仍然生活平静。朴济英很希望这种“平静”能一直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