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困难重重

她们还在维权路上

记者了解到，她们都被拖欠了1万元以上的工资，对于这两名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经过询问劳动监察部门，仲裁需要提交更多的材料，刘宝红放弃了仲裁，选择到法院起诉。但是由于付不起律师费，她又无奈转回来和月子会所协商。在3月中旬，才勉强拿回了一部分工资，接受了苛刻的条件。

刘晓雨在半个月之后，也选择了辞职。“辞职的过程更是让人备受折磨，我被要求在4份文件上签字，承认是我主动离职，承认我犯了错误，承认拖欠和克扣的工资是公司正常处罚的结果，还要保证以后再不为工资的事情和月子会所产生纠纷，自愿放弃所有权利。”这是不公平的，刘晓雨看到这样的文件，当场嘴唇就紫了，气得身体发抖。

回忆起两个多月来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她被一个摄像头时时刻刻监视着，不是自己的责任，厨房另外一位员工给产妇送多了奶粉，结果自己被罚款200元，而应该承担责任的员工仅处罚70元。种种不公平的待遇涌上心头，她伤心落泪。

当天晚上回到住处，刘晓雨一夜没有合眼，怔怔地望着屋顶，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打湿了枕头。在天津，她找不到倾诉的对象。而她的好姐姐刘宝红，也奔波在维权的路上，迟迟没有获得应该得到的工资，无法分身来安慰和照顾她。

截至目前，刘宝红仍被拖欠着1000多元的工资，被月子会所胁迫，她签字放弃这部分权益。用同样的手法，月子会所将克扣工资变成处罚的形式，刘晓雨也被迫签字，放弃了3000多元的工资，除此以外还拖欠着3000多元的工资。

记者提出，有没有想过向工商部门或者卫生部门举报这家月子会所的食品卫生问题，刘晓雨无奈地说：“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政府部门。打听过了，听说月子会所注册的是一家健康信息咨询公司，没有申领过卫生许可证，另外我们挺担心，万一举报信息泄露，对我们自身的安全造成威胁，我们接下来可能在天津更难生存了。”

现在，姐妹俩还在维权的路上，虽然困难重重，但刘晓雨决定继续讨要那3000多元的工资。目前，她已经应聘到另一家月子会所上班，新的月子会所制度规范，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体现人性化，这让她感到欣慰。而好姐姐刘宝红，也在河东区一家餐馆找到了新工作。

刘晓雨姐妹俩的遭遇让人心痛。记者问刘晓雨：“如果以后你再次遇到食品安全问题，还会勇敢地反映吗？”“会。”她坚定地回答。

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天津一年的新生儿达到13万名。不少产妇尤其是高龄产妇，选择接受月子会所的服务，付费高达4万元-12万元不等。一些月子会所租赁星级酒店，对外宣称“卫生、安全、科学、健康”，但是，刘晓雨提醒，月子会所是新生行业，当前缺乏必要的监管手段和行业规范，很多月子会所承诺的服务和实际提供的并不一致，甚至低于一般公共场所的卫生标准。建议产妇们在选择月子会所时擦亮眼睛，要求查看厨房的卫生状况和从业人员的资质等。(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