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再多“假离婚”的伦理学问题，都抵不上这些人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盘算。

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在分析哪种制度能促进或妨碍经济增长时，用了“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的概念。前者是将精力投入到生产中，着力把“蛋糕”做大；后者则是只顾着分“蛋糕”。在他看来，当更多人都不愿将努力放在生产上，而是用在分配上乃至投机上，对社会必然是坏事。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工作”跟“假离婚”：多数人正常上班做的也是“生产性努力”，而“假离婚”显然也是投机中的一种。当努力工作多年的收入可能都比不上一次“假离（结）婚”的收益时，它又能产生怎样的导向？

就像一旦“嫁个富二代，少奋斗10年”成了普遍现实，那很多人可能也就不愿靠自己打拼完成财富原始积累；一旦在北上广买房比创业开公司更赚钱，那有些公司就宁愿“弃壳保房”那样，如果工薪阶层工作多年还不如人家“靠房吃房”、靠假离婚所赚到的，如果阶层逆袭无法靠努力工作而得靠“假离婚”之类的手段，那许多人难免怀疑奋斗的价值何在。

老早前，曾有新闻说，有男子靠街头碰瓷“发家致富”。但谁都知道，碰瓷即敲诈，是非法手段，在法治语境中，碰瓷讹诈不该成应有的致富手段。“假离婚”也一样，也难言合法，当它成为资产增值手段时，一定是这个社会哪出了问题。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努力工作的人应该比一个投机者有更多机会；在一个良序社会，奋斗比“假离（结）婚”等途径更应成为资源获取渠道。可以肯定，一个合理的楼市调控体系，不应该制造出“单身”或已婚者歧视、误伤刚需人群，不应该诱导更多人用不合情理的“假离（结）婚”去钻空子、避风险。

不单是楼市调控，各方面政策都是这样，不应制造“偏门取代正道、劣币驱逐良币”的取向，也不应存在“假离婚=增加N年收入”的魔幻现实主义情景，而应关照复合的公平诉求。（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