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举与推介：办好电影艺术“实验室”

安德烈·巴赞还曾这样评价戛纳电影节：“一座为期两周的现代电影修道院，在这里，有俗气的狂欢和烟花，但更多的是值得清心寡欲地欣赏的影片。”虽然世界上各大电影包纳了各种类型和风格的电影，但在电影节上口碑最佳、最终获奖的，大多都是艺术电影，这是不争的事实。

艺术电影和我们常说的商业电影或类型电影是相对的概念（当然没有绝对的分隔线），商业片以盈利为最重要目的，它侧重于迎合观众口味，追求通俗好看。艺术电影恰恰相反，它往往反类型化，有强烈的实验色彩，追求和创造电影美学，“深层次探讨人性、人生或内心”，因此电影批评家戴锦华认为，艺术电影是电影工业不可或缺的实验室和前沿突破口，没有它们，电影工业就会丧失发动机。换句话说，艺术电影是电影艺术的探险者，它们创造出的某种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可能一开始是小众的，但最终却能够为商业片所用，不断开拓商业电影的格局和疆土，让电影永葆新鲜感和生命活力。

然而现实情况是，艺术电影的处境步履维艰，比如它们不得不面对缺乏和投资方对接窗口、资金不足、艺术院线缺失、观众“偏食”、宣发成本水涨船高等困境。改变现状不可能在一夕之间，但电影节的存在，可以为艺术电影提供很好的推介、宣发乃至生存平台。多伦多电影节主席皮尔斯·韩德林曾这样说：“我觉得有些电影人的作品现在可能就是为了电影节而存在，或者可以说是因为他们的电影没有别的地方去放映，这种艺术电影现在的生存空间很小，过去有很多专门的艺术电影院可供看艺术电影，现在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的电影节已经变成了一种替代原先艺术电影院的发行渠道。”中国的许多知名导演如“第五代”的陈凯歌、张艺谋，“第六代”的王小帅、娄烨、贾樟柯以及现在非常年轻的毕赣、忻钰坤等，都是凭借艺术电影在电影节大放异彩而走出来的，他们既是华语电影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华语电影艺术的实验者和创造者，很难想象没有电影节的托举平台，他们仅凭最初的商业电影放映就能被发掘。从这个角度看，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奖项设立值得特别称道，此举意在发掘人才，探索电影的可能性。当然“金爵奖”更是对世界影坛新锐报以鼓励推举的目光，对于艺术电影推举举措的强化，一定会不断地为电影行业注入新鲜的血液，推动中国以及世界电影业的进步。

影迷与迷影：观众电影美学品位面临提升

优秀的电影节不仅能够影响电影、影响电影艺术、影响电影人，它也深刻影响着电影观众。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有大量佳作力作出现一票难求的盛况，许多观众感叹热门电影票比春运火车票还难抢，足见市民和影迷们对电影的热爱。

只是，爱看电影和爱电影，并不能画上等号。电影学者葛颖这样区分二者的区别：前者是影迷，后者是迷影。影迷热爱看电影，也看过不少电影，但往往不接受他们“看不懂”的电影；迷影肯定是影迷，但如同苏珊·桑塔格说的，他们对电影的“迷恋不仅仅是喜欢，而是一种电影的审美品位，建立在大量观看和重温电影辉煌历史的基础上”。可以说，迷影们就是艺术电影所设想的“理想观众”。不过在电影产业化、工业化和资本化的过程中，当电影越发成为一种IP和快消品，影迷越来越成为电影消费市场的主体，而迷影则往往居于电影市场边缘或之外。一个国家的电影观众是什么样的，电影市场是什么样的，这个国家的电影水平就是什么样的；　反过来说，这个结论同样成立。因此，推动电影艺术的进步，不仅仅需要从供给侧一端进行改革，对需求端的审美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也同样重要。

想起去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的一个小插曲。电影节播放了塔可夫斯基的《镜子》，许多观众大呼“看不懂”，戴锦华教授对此“大为光火”地表示，看不懂艺术电影的，就回家惭愧去。戴锦华说，《镜子》在1975年曾让整个莫斯科为之沸腾，在塔可夫斯基、伯格曼、费里尼、安东里奥尼的辉煌时代，所有电影都是在四五百人的大影院放映的。“每一部新片的放映都是节日，一票难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票房TOP50的一半以上是这些大师的电影。”她认为看懂看不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背后折射的是很多人对“单一审美趣味的洋洋自得，是对所有差异性——且不说批判性——的拒绝”，“资本的逻辑就变成了一种文化消费逻辑：不付出或者说最小付出便能获得快感”。她提出：“电影教育是作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作为一般的艺术教养和艺术修养，在中国还远远不够。”

显然，电影节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最通俗、最容易被影迷们接受的电影教育和艺术教育渠道，这里展映的不是“单一的、娱乐性的、消费型的”电影，而是“多元的、丰富的、世界各国的”影片。这是影迷们的嘉年华，他们疯抢电影票，愿意走进影院欣赏他们“看不懂”的电影，并在观影结束后在类似豆瓣这样的电影社区或微信群中相互交流，慢慢从凑热闹的影迷变成懂电影的迷影。这也是上海电影节不容忽视并应该深挖的意义之一。它可以、也应该为观众提供一个通过观影形成自己电影美学品位的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