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之物：营造诗意生活空间

我在《“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一书中曾提出，明清文人生活美学的要旨，在于用“物”来创造一种审美化、艺术化的日常生活空间。生活本身被他们视作施展才华、表现情致、体验美感的“作品”。这一作品追求的生活情境是“过目之物，尽是图画；入耳之声，无非诗料”（李渔《闲情偶寄》）。

明宣德铜炉

“清玩”自然成为如诗如画的生活情境的重要构成元素，其品色、形制和位置陈设，都被放置在生活的时间之流和空间布局中精心擘画。由此，“清玩”也被赋予浓烈的抒情性和表现性。明清之际的沈春泽在为文震亨《长物志》所作的序中说，收藏和鉴赏“清玩”的雅好，“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但对反映或洞察一个人的才、情、韵来说，却必不可少。李渔更进一步指出，器玩的选择与陈设，在才华和情趣之外，还事关胸中韬略——人若能在位置“清玩”时充分施展才略，“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那他也一定怀有庙堂经济的潜质。

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就成为贯穿明清文人修身、齐家甚至是经世的价值理念。只要拥有“一段闲情，一双慧眼”，无生命的物就能充盈勃勃的生机，现实功利世界也会转化为有情世界。这生机与情趣，自然源于依照美的理想和艺术的法则来营造生活空间的实践。就这一时期极常见的折花插瓶来说，袁中郎《瓶史》曾谓：“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置瓶忌两对，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绳束缚。夫花之所为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这诸多的机宜与禁忌，正是明清文人审美鉴赏力与艺术创造力在生活实践中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