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说到井上有一，那么，很自然地就会对汉字书写艺术在中、日、韩三国的不同的命名方式产生问题意识，它的重要程度，直接影响到书法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属性这一问题。中国人把汉字书写艺术称为“书法”，韩国则把它叫作“书艺”，在日本，包括曾被日本殖民过50年的我国台湾地区，这门技艺却被称之为“书道”。三个同被汉字所恩泽的国家，对同一对象却有不同的叫法；而这三种叫法，却都出自一个渊源——即《庄子·外篇·天地》中的一句话：“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而最能形象地阐释“技”“艺”“道”三者之区别的文字，也在《庄子》中，即《庄子·养生主》中著名的“庖丁解牛”寓言。“技”者，乃是在一定方法或法度规范下的术。掌握了一定的技或法，为了更精湛地驾驭之，那就得上升到一个更高台阶——艺，当技艺的掌握者精进到无我之真性的逍遥游状态后，那便是“道”。我们休要轻视三个不同的民族对汉字书写艺术截然不同的命名方式，因为，在不同命名中，其实早就潜伏着对事物认知的不同目标境界。正因为汉字书写艺术在中国被约定俗成了“书法”，才有了自唐代以来的“帖学”与“碑学”的无尽纠缠，也就有了这门区域性的艺术在中国本土的迟暮衰老。

科举制度废除后，尤其是到了教育日益普及的今天，汉字书写艺术，不仅早已获得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而且更变为一种全民性的大众艺术。如果仍以传统“楷隶行草篆”五种基本书体的最高标准来衡量一个书写者艺术水准之高低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感到尴尬无比：因为现如今任何一位在公园石板上以水代墨流畅书写各种书体的老者，都应被我们视为优秀书法家。事实上，并非如此。于是，前文所举的两个问题就被引来了：摆脱了对科举制度的依附，并已逐渐走向“无用之用”之道的书法，它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评价书法好坏优劣的标准客观存在吗？

对这两个问题，我不想自己来回答，还是把它们留给读者去思考为好。

那么，“书法艺术还有沿着老路拓宽道路发展的空间吗？”以及“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书法将何去何从？”

前一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早已由1980年代中期兴起并持续到当下的现代书法运动的实验者们给出了否定性回答，而前文所讲的三个书法展览的参展艺术家则对此问题给出了更有力的否定性回答。这就是：书法想要活在当下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中，任何企图沿着老路往前走的想法，都无异于刻舟求剑之举。

至于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简短作答如下：

既然汉字书写艺术已走向了“无用之用”的轨道，而且西方现代艺术的抽象表现主义的浪潮为它的发展奠定了合理基础，再加上日本的已故艺术家井上有一为这种人类区域性的艺术融入普世艺术作出了铺垫性贡献，那么，汉字书写艺术完全有可能被改造成一种可为全人类所共同接受的普世艺术。

有可能，并不意味已成为；是否能成为，还有赖于有志于发扬这门艺术的艺术家们的不懈努力。我们今天有了全球化的视野，更有了现代科技文明的成果为我们所提供的令古人羡慕的各种媒介与工具，书法，如果还停留在抄录唐诗宋词、名言名句的表现内容之中，那么，汉字书写艺术，将永远无法获得成为普世艺术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