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全国政协常委、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年底一直有会,对他的采访,本报记者曾不抱希望,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厉老手抄了采访提纲、手写千余字回复了提问。大师如此,我们何以自处?

年近耄耋,厉以宁给人的感觉不止是矍铄硬朗,还有另一种精气神。或者说,在厉老身上,你总能体会到一种使命感。

过去五年,以八旬高龄,厉以宁几十次奔赴调研一线。深山里、农户家、职业学校和企业,一件洗褪色的棉夹克,一副墨镜,一颗赤子之心,他关注中国经济的纯粹和执着,他在政协委员履职路上的故事,无一不让人动容……

记者:过去五年内,您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厉以宁: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和经济委员会委员,在过去五年内我最关心的是农村、农业、农民的生活是否有较大的改善,农民是否能有效脱贫。在这五年内,我和一些经济委员会委员,先后到黑龙江、辽宁、内蒙古、陕西、贵州、江苏、河北、湖南、四川、安徽、广东等省份,就农村、农业、农民状况做了调研。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汉江流域的调研。

根据中央的规定,为了确保丹江口水库南水北调的水质不受污染,沿汉江的陕南地区(包括商洛、安康、汉中三个市)一律不准在农田中上化肥、洒农药。那么,沿汉江两侧的大片农田该怎样生产呢?我们先后在汉江两岸的县域做了调研。例如在西乡县,这里不种水稻了,改种茶树。茶树是不必使用化肥和农药的。但种茶树、茶叶加工需要劳动力,当地的青壮年前些年多半外出打工了。于是各家各户都写信给在外地打工的亲人,说要改种茶树了,劳动力不足,快点回来。这里的外出务工人员,长期夫妻分居,孩子无法照看,外出务工者一收到家信,就回来了,茶树产茶,这里的茶是著名的富硒茶,外销很旺,于是既增长了茶农的收入,又找到了不用化肥农药的途径。

汉中流域的其他县,也找到收入来源,这就是发展旅游业,生产手工业品,还办起了“农家乐”。

可见,只要动脑筋,农村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记者:您是以经济学专家身份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您能否告诉我们,二者结合在一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厉以宁:我是53岁、1983年升为教授的。我作为一名经济学的教授,至今已经34年了。对我来说,教授是我的职业,至今我仍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为博士生、硕士生上课。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我觉得这和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是可以结合的。我在最近五年内,带领一些全国政协委员外出调研,我感到各位参加调研的委员都各有专长。他们有些人在企业工作,有些在政府担任过多年领导,因年龄关系转到全国政协来了。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知识、经验和心得。

即使从经济学专业来说,我偏重在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两个专业。这是因为,我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教得最多的课程,仍然是中外经济史和西方经济学说史。出差调研时,我的经济学专业知识显得不够用,这也是正常现象,我认为这是我向同行的专家学习的好机会。比如说,有关商品品牌问题、农贸市场问题、中国制造业振兴问题,一同调研的全国政协委员中不少人是真正的专家,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知识。这是我感到“到处是学习机会”的例证。

记者:您已经87岁了,像您这样年龄的长者,同龄人已经去含饴弄孙了,而您还在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我们很想了解您的故事和您的思想。

厉以宁: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十九大报告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几段话,“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过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这几段话实际上把新发展理念讲清楚了。因此,作为新发展理念的研究者,我将牢记着新发展理念的推广是自己的责任,边学习,边宣传,这就是我在下一个阶段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