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民进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林汉达、周建人、马叙伦、许广平、王绍鏊，后排左起：梅达君、雷洁琼、徐伯昕、严景耀。

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现上海市卢湾区图书馆）正式宣告成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维持其独裁统治，正在阴谋发动反共内战。1945年10月在停战协定与政协会议前后，国民党在昆明与重庆接连制造“一二·一”惨案与较场口血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广泛开展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求生存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国民主促进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上海宣告成立的。

民主促进会是在中共帮助与指导下成立的

在民进的创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据张执一《在上海局工作情况的回忆》一文中提及，1945年抗战胜利后接到党中央8月21日发出的停止举行武装起义的电令后，“我即在刘晓、刘长胜领导下从事上海地下党的秘密工作，配合长胜同志负责进行工商、文化方面的工作，并从事联系上层民主人士的抗（统）战工作。上层统战人士对党有重大贡献的，有王绍鏊、何遂、董竹君、徐伯昕(秘密党员)和赵朴初等人，他们均与我党有较长的合作共事关系。运用各自的社会身份，积极帮助我党开展工作。”徐伯昕也在1983年回忆说，“民进在上海发起组织时，都是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开展起来的。主要负责人是刘晓、刘长胜同志，直接出面和我联系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执一同志。”1945年12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冲突。中共上海局指示，为应付马歇尔的约见，呼吁民主，揭露蒋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赶快在上海进步人士中组建一个新的民主党派。

12月30日，马叙伦、王绍鏊分别联系的上海文化、教育、出版与工商、金融界的进步人士，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国科学社举行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担任会议主席的马叙伦首先向大会报告了发起民进的原因和经过，说“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经各方交换意见后，认为有组织团体以谋群策群力之必要。取名为民主促进会是要发扬民主精神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大会通过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章》规定，“本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

1946年1月13日，民进以组织名义参加了在上海玉佛寺举行的在昆明民主运动中死难的于再烈士的万人公祭会，马叙伦主持了大会并为此写了一篇短文，认为“昆明惨案是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在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的政治底下要求民主，本是与虎谋皮，不付代价不行的。”“但是这四斗士实在不曾白死……因为他们流的血已经渗入了群众的血里，得到他们的血渗入的人们，已经个个都预备做斗士了。”林汉达、许广平相继演说，揭露当局的罪行。

2月3日，民进第三次会员大会后，各理事和会员纷纷通过《民主》《周报》《文汇报》等进步报刊发表言论，通过各群众团体集会讲演，极力鼓吹民主，抨击独裁，主张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

《民主》是1945年10月13日正式创刊的。该刊《发刊词》明确表示将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毫不含糊地为民主而斗争。实际上《民主》周刊是中共支持的。中共党员徐伯昕为主编郑振铎配备的编辑中蒋天佐、艾寒松是中共党员。11月17日，郑振铎发表政论《我们反对内战》，24日发表《我们的主张和态度》。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郑振铎在《民主》第10期上发表《由昆明学潮说起》，强调“必须把这件事的来踪去迹，仔细根究，找出元凶或主使犯出来。同时并彻查其所以要激起大变的内在原因”。12月8日，郑振铎在该刊发表《我们的抗议》一文，强烈抗议当局没收《民主》《周报》等刊物。1946年10月《民主》停刊。

民主促进会参与发起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及“六·二三”示威

1946年2月28日，民进联络上海二十余人民团体集会，成立上海民主运动团体联合会筹备会，推马叙伦为召集人。

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中国民主促进会为促成上海民主力量的大联合进行了大量工作，它联合民盟、民主建国会、丝织业、机械业、水电业、纺织业、棉纺业等产业工会及妇女、文化、医药、银钱、教师、学生等52个著名人民团体，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不久扩大到91个团体单位，包括各界群众达40万人。5月5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团联”)在南京路劝工大楼礼堂宣告成立，实现了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马叙伦主持成立大会，民进理事梅达君代表筹备委员会报告筹备经过。大会通过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章程”，并选出理事29人，其中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陈巳生、梅达君、徐伯昕、许广平、周建人、冯少山、葛志成等10人都是民进会员。大会通过了《反对内战宣言》，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以具体的行动来阻止战乱”。在12日举行的联合会第一次理事会上，马叙伦、林汉达、陈巳生、许广平等民进会员被选为常务理事。

6月8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各界知名人士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林汉达等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停止内战。

6月11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函复马叙伦、陶行知等人，信中写道：来信“感人深至，曷胜钦仰。窃以中国政事之败，民生之困，于今已达极点，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之好战分子，犹然恃美国武器之资助，积极进行全面反共内战，设使此辈得逞，则域内势成糜烂。是以敝党于国内一切冲突夙主无条件停止，盖惟有停止国内武装冲突，民主团结才有途径可循……惟前途困难正多，尚祈诸先生再接再厉，制止内战，挽国运于阽危，张民主之大纛。”

6月14日，民进理事会举行会议，提议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应推派代表赴南京，直接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还决定捐助代表费用40万元。16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召开理事会，决定由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雷洁琼、包达三、张炯伯、阎宝航、吴耀宗及胡厥文等九人为和平请愿代表，他们和另由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两位代表陈立复、陈震总共11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由马叙伦担任团长。会议还决定组织群众集会欢送代表赴京，会后反内战大游行。

6月18日至21日之间，中共代表团董必武从南京来上海，会见了马叙伦、林汉达等人，商议以各种斗争方式，制止内战。

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共三百多个团体单位、十万七千多群众在北火车站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大会”，同时热烈欢送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南京呼吁和平。大会由王绍鏊、陶行知、林汉达三人主持，林汉达等人发表了激奋人心的演讲。这次行动是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事先向周恩来建议进行的，得到同意后，由上海地下党组织实施。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和中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等人都亲临现场秘密指挥行动。11时，载着上海人民赴京请愿8名代表（胡厥文因有事没有随行）的列车启程后，广场上十万余群众举行反内战大游行。民进会员王绍鳌、林汉达、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等人不畏强暴，走在队伍当中。

当天下午七时，请愿代表车抵南京下关车站，即被国民党特务、暴徒冒充“苏北难民”围攻殴打，马叙伦、雷洁琼及其他代表身受重伤，记者和前来欢迎的群众12人受伤。下关惨案发生后，中共驻京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即赶至医院慰问。次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6月25日，毛泽东、朱德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转上海人民团体请愿代表马叙伦等，对他们“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表示强烈愤慨，并指出由此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人民日报》1946年7月9日）这次事件使国内外人士了解了国民党所谓“和平”“民主”的实质，也更坚定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和其他民主党派团结一致，加强斗争的决心。代表团回沪后，马叙伦先后写了《记六·二三下关事件后的余感》《南京七日记》《六·二三下关血案的回忆》；雷洁琼写了《下关被殴》，分别发表在《民主》《周报》《文汇报》上，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民进其他理事也发表了《悲愤的抗议》《抗议暴徒殴打我们的代表》等文章，强烈要求立即严办凶手与主使者。

“六·二三”事件后，上海各界人士进行和平献金，19天内共捐献一千余万元。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函谢各界的支持和鼓励，并将赠金移助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用诸社会事业。

民主促进会在第二条战线上支持配合了中共领导的斗争

1946年7月中旬，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暗杀。李、闻惨案发生后民进立即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全国争取和平运动会召开理监事联席紧急会议，决定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追究责任，惩办凶手。10月6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人民救国会等三十个社会团体在静安寺公祭李、闻二烈士，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参加公祭。由于《周报》等进步刊物站在人民一边，旗帜鲜明，揭露黑暗势力，结果遭到国民党当政者的打压与迫害，8月间《周报》被国民党查禁停刊，10月30日《民主》被国民党查禁停刊。

12月31日，国民党公布由伪国大制定的伪宪法。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十一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坚决主张：“立即停止战争，恢复和平，根据政协决议的精神和原则，重新召开‘政协’会议，成立真正民主统一的联合政府，制定新选举法，实行全国普选，选举真正的国民代表，召开和平团结的国民大会，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当前的中国问题。”

1947年2月9日，上海三区百货业工会在劝工大楼举行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大会时遭到国民党方面招雇的流氓打手的破坏，百余人被殴伤，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重殴致死。2月1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为“二九惨案”宣言》，揭露了事实的真相，指出：“现在重庆较场口，沧白堂，南京下关，北平公园的情形，又在重庆、上海重复演出。如果并非出于政府的示意，那么，在政府军警林立底下，怎样容许他们公然这样地演出？”《宣言》最后要求当局“必须缉获凶手，彻查指使。”“死者和其遗族及伤者一切用费应由政府负担。”

5月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诬陷民主党派均为中共操纵的工具。次日，民进马叙伦、王绍鏊等召开招待会，民盟沈钧儒、罗隆基、民建黄炎培、胡厥文等应邀出席。与会者对国民党当权者伪造文件，进行诬陷表示极度愤慨，决定各自发表声明，进行抗议。

5月18日，国民党当局颁布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工人学生罢工、罢课、集会和游行示威，公开指使军警特务暴力镇压群众运动。5月20日，南京、北平和天津等城市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国民党军警宪兵血腥镇压，数十名学生被殴、被捕，这就是“五·二〇血案”。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对和平运动的意见》，谴责蒋介石挑动内战和用法西斯手段镇压民主运动。5月29日，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主稿、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署名的《对最近时事宣言》公开发表。宣言代表上海六十八个人民团体、四十万群众严正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拘捕的学生与一切因政治性拘捕的人民，立即恢复全国一切因政治性被封闭的刊物。

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同时公开诬陷民进领导人，妄图迫害。此后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中国民主同盟、中国人民救国会及其他民主党派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被迫转入地下。12月，民进理事马叙伦、王绍鏊等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安排下先后由上海到达香港，与海外侨胞及其他民主党派联合，继续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的斗争，为争取民主和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第二条战线上，民进始终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同盟者与合作者，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统战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