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培元，时任中共香港工委统战委员。以下是他在《方方与香港的新政协运动》一文中的回忆。

由于“五一口号”深得人心，分局负责人分头做了工作，民主党派留在香港的首脑，民革的李济深、何香凝，民盟的沈钧儒、章伯钧，民促的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的陈其尤，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救国会的李章达，民促的蔡廷锴，三民主义联合会的谭平山，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于5月5日联名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通电，表示：“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

李济深等并联合通电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呼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接着全国所有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物纷纷发了声明、告同胞书或宣言等响应“五一口号”。在香港的其他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邓初民、陈其瑗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响应“五一口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电复于5月5日通电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对他们赞同“五一口号”主张表示“极为钦佩”，并请他们将召集新政协的有关问题与全国各界人士研讨，以“卓见见示”。毛主席这个复电公布后，留港各方面人士一致感到兴奋。实际上，紧跟“五一口号”发表之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广大关心国是的人士，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侨胞，以各种不同形式，在各种不同场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使新政协运动发展成真正为广大群众关心和参与的运动。

香港分局领导层和党外民主人士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交换意见方式灵活多样，也是多层次的。最重要、机密级别高的问题，往往是由分局负责人亲自登门商量。双周座谈会也有上中两个层次，像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茅盾、许宝驹、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邓初民、胡愈之、梅龚彬、吴茂荪（他是冯玉祥的代表）等高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都在天后庙道统战委员会机关举行。每次开会，方方、潘汉年和连贯一定出席。中层的全国性民主人士约30多人参加的双周座谈会，在湾仔某单位的一个会议室举行，主持人一般是周新民。自5月起，在多种不同场合，各界人士以“目前形势与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报告会，每次会议都有一两位高层民主人士参加并作主题发言或演说。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文化艺术界、学术界、经济界，也各自召开多次集会，讨论新政协有关问题。所有的集会都反映出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民主联合政府即将诞生的兴奋、热烈的情绪，高、中层民主人士的集会还表现出对新政协召开的有关重大问题的高度的责任感。

在所有的讨论中，都是围绕着新政协开会的时间、地点、参加范围、召集人、共同纲领及如何召集等问题发表意见。香港分局及时将这些意见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在讨论会正式发言中没人提出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的问题，但某些人提出的意见，也反映出不单是一般性的问题。

例如，在11月20日分局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到，就参加范围，虽然无人再提民社党及青年党问题，却有人一再提出让民社党革新派参加的意见，还有人提出国民党某些现任军政大员可否参加，甚至有人私下提出可否为他们预留席位；至于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问题，一直有人不同意用“新民主主义”，提出用“革命的三民主义”，民盟中有人主张只用“民主主义”。可见，方方和分局其他主要领导不断揭露和批判“中间路线”，不是无的放矢的。

由此可见，方方和香港分局其他领导人在香港的新政协运动中，也和“五一口号”发出前一段时间那样，始终是协助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抛弃对中间路线的幻想，把新政协运动纳入毛泽东主席在1947年2月1日提出的旧政协后的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轨道上来。这就如高屋建瓴，如水之就下，把当年香港新政协运动一些复杂的问题迎刃而解。

杨奇，时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工作人员。在他撰写的《风雨同舟———接送民主群英离港北上参加政协始末》回忆中，比较详细地回顾了新政协运动的情况。

中共的上述倡议发出之后，立即得到全国民主人士和海外爱国华侨、华人的广泛响应和赞同。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中国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著名人士郭沫若等，联合通电全国，热烈响应中共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提出的倡议，认为“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他们同时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响应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指出此乃“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响应中共在“五一”节口号中发出的号召。5月23日，中国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章乃器、孙起孟受权发表声明，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接着，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陈其瑗、沈志远、翦伯赞、邓初民、千家驹、曾昭抡、侯外庐等125人，以及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

在海外，“五一口号”同样得到广大华侨、华人的支持。1948年5月4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就代表在新加坡的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表示热诚响应。随后，法国、美国、加拿大、古巴等国的华侨代表，也先后致电毛泽东，拥护中共提出的政治主张。

旅居美国的冯玉祥，一直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多方为祖国的和平民主事业奔走呼号。中共“五一”文告发出后，他决心出席新政协会议，于是设法乘坐苏联轮船“胜利”号回国。当航行至黑海时，轮船失火，冯玉祥不幸遇难。后来，同年10月，其夫人李德全终于带着冯玉祥的骨灰，回到东北解放区（哈尔滨），随即投身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上述李济深等12人代表各民主党派在1948年5月5日发给毛泽东的电报，由于辗转传递，到7月底才送到西柏坡。1948年8月1日，毛泽东亲自写了复电，电文如下：

5月5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5月1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促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谨此奉复，即祈谅鉴。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为中共中央草拟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并潘汉年的电报，要他们按照毛泽东复电的精神，认真征询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同时，要把关于新政协的讨论推广到上海和旅居南洋的民主人士中去，欢迎他们到解放区商谈，共同进行筹备工作。从这时起，香港便掀起了一个“迎接新政协”的热潮。议论新政协、拥护新政协，成为各民主党派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座谈会、报告会一个接着一个，《华商报》上刊登的专论、“笔谈”也一篇接着一篇。

李济深、沈钧儒等各个民主党派首脑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后，奔走相告，甚受鼓舞；并且觉得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政权的覆灭已为期不远。蔡廷锴作为一个军事家，对蒋介石军队的士气十分了解，因而对战局更加乐观，认为“只要将东北、华北战争解决了，解放军一过长江，蒋军无法抵挡，全国很快就会解放”。蔡廷锴住在香港罗便臣道111号，李济深则住在罗便臣道92号，彼此相隔不远，经常来往。收到毛泽东复电后，他又到李济深寓所去，两人推心置腹，多方商讨，决心为促进新政协的早日召开而努力。

为了征求各民主党派对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召集人以及北上交通等问题的意见，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的负责人，一方面登门拜访各民主党派的首脑，诚恳谈心，耐心听取他们的具体意见；另一方面则召开座谈会，大家发言，集思广益，然后向中央和周恩来汇报。座谈会有两种：一种是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代表方方、潘汉年出面主持，邀请各民主党派的领袖出席，每次十多人，开会地点通常是在铜锣湾天后庙道4号4楼，也曾经在李济深寓所举行。另一种座谈会由中国民主同盟的周新民主持，人数较多，地点是借用湾仔一个单位的会议室，每次参加者约有三十多人。有时先由一人专题发言，然后漫谈讨论；有时则邀请有关知名人士作政治报告。不论哪一种座谈会，主题都是目前形势与新政协会议。

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代表主持的座谈会，先后开了八次，其中以1948年6月30日那一次的会议记录最详细，记录者是香港工委的统战委员罗培元。这次记录能够保存下来，实在难能可贵。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座谈商讨了五个问题：一、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时间问题；二、关于新政协开会的地点问题；三、关于参加会议者的范围、单位、个人问题；四、关于第一届会议应解决的问题；五、关于会议由谁召开的问题。会上发言踊跃，沈钧儒、谭平山、马叙伦、李章达、郭沫若、茅盾都作了多次发言，有些问题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李济深因当日有事请假，委托连贯转达他的意见，他主张等到解放军拿下平津之后，才在北平召开；李章达、谭平山则不同意。方方、潘汉年除了就北上的交通问题提出建议和征求意见外，对大家的发言并没有发表自己的见解，只是说明会将各人的意见如实向中共中央反映。

许多事实都表明：中共中央的征求意见是严肃认真的，是尊重民主党派人士的。不论是方方、潘汉年主持的高层民主人士座谈会，抑或是周新民主持的更大范围的座谈会，会上反映的关于新政协的各种意见，都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时报告中共中央，后来又转给有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新政协筹委会。

在香港“新政协热潮”中，中共代表除了登门造访、促膝谈心、开会商讨之外，还通过新闻传媒批评当时社会上一些错误论调。此其时也，美国为了阻止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一方面加紧援蒋，叫嚣美国空军可能直接参战；另一方面则加紧扶植“第三势力”，企图在爱国民主阵营中间制造分裂，拉出一些自由主义人物，在国共两党之间成立所谓“中立政党”。美国军事评论家鲍尔温露骨地说：“假使目前这个无能的政府（指南京政府）能够由一个或几个政府取而代之，在政治上、军事上稍加革新，当然是很好……我们可能支援个别省主席及傅作义等精明能干的将领，各自割据一方。”一时间，什么“南北朝”“划江而治”“三分天下”，以及什么“退出内战，守土为民”等等论调，甚嚣尘上。为了批驳这些谬论，《华商报》和《正报》《群众》周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例如：章汉夫和连贯在《群众》杂志上先后发表《论旧政协与新政协》《论新政协的道路》等文章，阐明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只能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的道路，只能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道路，其他道路都是行不通的。1948年12月2日，方方又在《群众》上发表《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一文，揭穿美国鲍尔温之流的阴谋，分析中间路线决无立足之地，最后指出“对于企图依靠美援独霸一方的小蒋介石，我们唯有以彻底的革命战争粉碎之”。后来的事实说明，这些代表中共政治主张的声音，对于揭穿美国培植“第三势力”的欺骗性，帮助民主党派中一些人端正政治思想路线，从而把“新政协热潮”纳入正确轨道上来，是很有必要和很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