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人追随商业”转入“商业追随人”

具体来看,什么是卓越的全球城市或者说全球城市的升级版?我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全球城市的竞争力应该有两个维度,即经济竞争力维度和可持续性竞争力维度。

从20世纪经济增长时代进入21世纪可持续发展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全球城市发展需要这两个系统的双向互动、相互支撑。卓越的全球城市应该是二者都有强竞争力的城市。由此,从经济意义的全球城市到卓越的全球城市,不是沿着原来的延长线简单做加法,而是要上一个台阶,在新的起点上做非线性发展。

对上海的两个竞争维度匹配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经济竞争力方面,上海呈明显上升趋势,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可以相对稳定地排在前10位;但在可持续性竞争力方面,上海的环境质量、生活质量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新加坡相比有较大差距,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系统之间存在不匹配。现在强调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进一步对什么是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大都市加强研究。

一般而言,经济竞争力要有特色和不可替代性,可持续性竞争力要有均衡和全面发展性,二者互为因果关系。如果上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那现在这个阶段就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提升经济竞争力,后者作为原因的作用正在增大。

第二,全球城市的经济竞争力要靠创新创意来驱动。

对全球城市的经济竞争力,现在更深度的思考是要靠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来驱动、来渗透。所以,经济竞争力维度包含金融、科创、文化三个要素。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兴起》一书中,描绘了经济形态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到服务经济、再到创意经济的发展过程,认为全球城市是创新创意的城市。他把从事非重复性的创意创新的人,包括科技、法律、艺术、设计、教授等称为创意阶层,认为应该成为衡量创新城市的重要指标。

当前,国际上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即金融科技概念,强调的是资金流动要有利于新科技、新产业。例如,东京注意到单纯的金融中心不能完全匹配未来的全球城市,而需要创新中心和金融中心的整合。为此,“东京2020”行动计划要求在东京都及周边地区建设10个创新中心。这对“上海2035”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即如何进一步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建设具有金融科技新版本意义的全球城市。

现在讨论全球城市发展,有一个美国的城市区域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视野,即旧金山湾区。旧金山湾区是全球创新区域的“标杆”,它带来的启发在于:崛起中的长三角应该并且可以成为中国东部沿海的新型全球城市区域。

第三,全球城市的可持续性竞争力要坚守三重底线。

经济收入、就业、缩小社会差距、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公众参与水平等,是所有城市发展都应注意的问题。其中,尤为要注意到人才对城市竞争力增强所具有的“绑架”意义,在发展战略上要从工业城市的“人追随商业”模式转入创新城市的“商业追随人”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建设某种程度上是“商业吸引人才、市长招商引资”。招来商业后,就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就业岗位。但搞全球城市是倒过来的,跨国公司追求的是有创新创意潜力的高质量人才,而这些人才追随的是地点的质量。所以,城市质量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支撑系统和触发系统。

把可持续发展的三重底线纳入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除了包括社会面的生活质量、经济面的经济增长和自然面的资源环境消耗之外,重点还需强调三者之间的关系,要从原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伴随资源、土地、能源消耗正增长转向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

这对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一是就创新之城而言,原来的营商环境理念主要针对全球公司,以为全球公司来了,就能吸引人才。现在发现,人才是可以“绑架”全球公司的,可以倒过来用地点质量来吸引人才,进而吸引高质量的全球公司。二是就人文之城而言,城市中的人应该可以平等地获取公共服务,而不是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三是就生态之城而言,要从先发展后治理的“摸麻将”状态,转化为资源环境生态约束下经济社会繁荣的“换麻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