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科学的发展需要科普的知识，也需要专业研究者对后学者进行科普的介绍。目前这个问题仅引起了少数人的重视。

专业学者在科研创新工作之余，可以适当地从事科普工作；科普畅销书的撰写有门槛，专业学者比一般写手有基础。

科普书并非人人可写，人人会写，人人能写。业余写手也会努力写作，甚至也有写手攒书、拼书、抄书，也能行销一阵，但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还是那些有历史厚度、学术深度的书和文章。

专业学者从事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某一专题的研究，重在创新。科普则不然，目的在于把已有的知识传播给专业的初学者和非专业的外行，不能也不必创新。虽然二者的思路完全不同，却也有一定的联系。专业学者在科研创新工作之余，可以适当地从事科普工作；科普畅销书的撰写有门槛，专业学者比一般写手有基础。

科普需要专业素养

人类的知识和智慧随着学术创新而进步。学术是对原有知识的突破，为科普提供支撑。当学术取得突破且获得学界广泛认同，创新的内容便成为固定的知识，成为人类智慧的一部分。知识因时空变化而增长和修正，科普有着外行必须考虑的门槛，不是每个人能够从事科普。

专业学者从事研究中，首先获取的是已有的知识结构和学科体系。只有具备正确的知识储备，才可以从事专业研究。错误的知识储备使得学术研究与创新绝缘，在没有路的荒原上流浪。专业研究者了解专业的学术创新，明白知识进步的现状。

读者阅读科普书籍，要获得的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及时的而非过时的、活泼的而非死板的知识，不然就失去了学习的意义。普通写手很难了解全面而正确的知识，他们仅仅抄录、摘录、拼凑某些知识，或是玩弄语言换一种表述方式。这样的文章无论形式多么花哨，都是介于复读与复述之间，无法完成真正的科普目的。

科学的发展需要科普的知识，也需要专业研究者对后学者进行科普的介绍。这一工作在中国并不受到重视，只有少数人认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杨振宁遗憾地表示：“我没有看到过一本，用中文写的，中学生、大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能看懂的，通俗地介绍原子弹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过程的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没有这样的书……每年都有几百万的毕业生要找出路，我觉得科学史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路。”他呼吁，中国学者要努力做好科学普及方面的工作。

现在市面上有太多粗制滥造的书籍，从作者个人赚钱的角度无可厚非。可是很多领域很难找到一本权威的科普书籍，只能说是整个学界甚至人文领域的悲哀。只有更多的专业研究者从事科普工作，撰写教科书或者其他类型的科普书籍，才能让更多的人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科知识。葛兆光曾说，大学者应该尝试写教科书，也是这个道理。

科普可以带来精神满足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同时得到满足，精神满足尤其重要。学习科学知识、从事科普工作本身是精神层面的活动。真正的学术创新是孤寂的，面临着太多的困难，好像一个人披荆斩棘开辟出一条平坦的大路。中间掺杂着太多的悲苦酸愁，非常人所能想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这种精神方面的煎熬远远胜于物质资料的困乏，亦如荒漠中行走数日难见一处甘泉。

从事科普工作也有难度，但小于科研创新。把已有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告诉初学者或外行，好像行走于前人走过的路上，不会有荒漠行走的冷寂无助。在以往知识的海洋中徜徉，和创造一个全新的知识，二者不可等量齐观。人的满足感没有量化的标准，有时完全处于感性。从事科普工作写作和宣传时，发自内心的幸福会来得很突然，心灵的悸动随时随地发生。

当完成一部科普专著或一篇科普文章，未必如学术原创带来那么大的喜悦之情，同样可以带来精神愉悦。尤其是看到其他人因自己的著述获得了某些新知，驱除了以往的愚昧与迷信，会发自内心的高兴。如果有缘和后辈学人相聚一处，聊起个人著述带给他们不一样的冲击，甚至改变了人生路径，燃起学术的热情，的确是让人欣慰的事情。

另外，每个学者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一点点知性的傲慢，不自觉地有一种傲视他人的倾向。科普是为了让他人明白以往的知识，尤其是对于一些外行，需要保持一个低姿态，充分考虑受众的感受。毕竟每个读者都不想时时刻刻被俯视、被批评、被轻视，而是渴望被尊重、被鼓励、被认可。科普在于深入浅出地讲清既有知识，讲述过深不可取。自大自傲的人很难获得幸福人生，籍由科普可以有效地摆脱知性的傲慢，与他人平等和谐地相处，提升个人的幸福指数。

科普可以带来物质满足

科普不但能带来精神满足，而且能带来物质满足。学者要赚取足够的生活费，才可以体面地生活。现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工资普遍不高，青年教师面临着巨大生活压力。如何开源是现实问题，显得那么急迫和刻不容缓。如果生活的沉重总是压得喘不过气，学者又有多少时间安静地从事学术研究。科普可以是一条可行的路，能够带来部分收入，这样的事情有先例可循。

晚清民国，商务印书馆以出教科书为其中一项重要的业务，直接面向市场。学者在编写、著述教科书的过程中获得了收入，也提高了名声。比如中国第一本通史类教材由夏曾佑编写，一经出版就畅销多年。商务印书馆请人编写的部分字典、辞典类著作，也在很长时间内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既提升了出版社的声誉，也为作者积累了名气。

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有一些专业学者写的科普书一直畅销，比如唐浩明写的《曾国藩传》。百家讲坛请的很多专家也是专业学者，他们的讲课方式很受欢迎，结集的讲演录也多次再版，像郦波、蒙曼、易中天、王立群等人都由此提升了社会地位。知识能够带来财富，只要以通俗的手段讲述都会有市场，只是市场大小而已。

在海外，也曾有专业学者为了谋生撰写科普书的先例。霍金年轻时为了增加收入，抽空写了《时间简史》。没有想到大卖，多次再版，还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普通读者看不懂这本书，还是买回来浏览，了解第一流的物理学家每天在想什么，全世界最聪明、最有原创的大脑每天在思考什么。

黄仁宇留学美国，读完博士没有找到正式教职，生活非常窘迫，于是写了《万历十五年》，贱价卖了出去。没有想到这本文史兼具的著作大卖，在欧美社会畅销数载，引入华文世界又热销多年。

科普书并非人人可写，人人会写，人人能写。业余写手也会努力写作，甚至也有写手攒书、拼书、抄书，也能行销一阵，但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还是那些有历史厚度、学术深度的书和文章。学者进行科普工作时，能够带来精神满足，也能带来物质满足，为社会出一份力，发挥公共服务的职能和功用。只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学者从事科普工作，才能繁荣我们的图书市场，为普通读者提供一种全新而且有创见的知识。

（作者单位：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