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盛夏，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杭爱山一处红色石壁上，发现了一幅久远的摩崖石刻。经学者仔细辨认后，确定这就是东汉大破北匈奴后的“燕然山铭”。无数书传中都说到“燕然勒碑”，却从没人找到准确的地方。作为古代中原人最北之想象，人们终于看到真正的燕然山。

考古队员在《燕然山铭》摩崖石刻旁工作。东汉永元元年（89），窦宪在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大破北匈奴，命班固作《封燕然山铭》刻石记功，北匈奴一路西走，牵引了中亚草原民族西迁的连锁运动，100年后，匈人、东哥特、西哥特一波又一波地突破了罗马边防，瓦解了西罗马帝国。

这块碑文，对罗马也很重要。正是因为这一仗结束了汉与匈奴两百年拉锯战，使北匈奴一路西走，牵引了中亚草原民族西迁的连锁运动。

如果两汉没有抵抗住北匈奴的南下，东亚史与世界史都将重写。气候成了草原民族的不可抗力，草原民族又成了农耕文明的不可抗力。秦汉罗马相隔万里，都面临着不可抗力的同样考验。两汉经住了考验。

汉匈之争了结于东汉，肇始于西汉。西汉武帝时也出现了大规模水灾、旱灾与饥荒，都靠举国体制硬挺过来了。是以内生力量消化天灾，还是以侵掠游走转移天灾，体现着文明的可持续性。

汉武帝即位7年后（公元前133年），不堪匈奴持续进犯，开始了十二年的汉匈战争。最终卫青取得河套地区，设立了朔方郡；霍去病打通河西，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正是有这两个基地，日后东汉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腹地。这个胜利十分昂贵，文景两朝的存粮被一扫而空。谁能捐钱捐粮，谁就能做官。“入羊为郎”的笑话就是这十二年里发生的。

“马踏匈奴”石刻，西汉，花岗岩，高168厘米，长190厘米，立于霍去病墓前，现藏陕西茂陵博物馆。石马前蹄将匈奴士兵踏倒在地，士兵仰面朝天，手中紧握弓箭，似在作垂死挣扎。

最大的尴尬发生在霍去病定鼎河西的最后一战。匈奴浑邪王率四万部众投降，汉武帝决定在边郡划出五个属国好好安顿。他诏令长安地区的商贾捐献两万乘车马给投降的匈奴作“安家费”。但没有商人肯捐。刘彻怒极，要砍长安县令和五百商人的脑袋[32]。

大臣抗谏说，匈奴连年抢掠，现既得了俘虏，就应当赐给死难战士之家做奴仆以补偿。现在居然要用官府去供养，让良民去照顾，就像奉养骄横的儿子一样，这是伤害中国之根本[33]！

汉武帝默然半晌，没有听从，依然出钱安顿好了这批匈奴部众。只不过钱不是由国家财政出，而是由皇室内库出。有人说，汉朝开边与其他帝国殖民没什么不同，但哪有不以战败者为奴隶、还自掏腰包去供养战败者的“殖民者”？与汉匈战争前后脚发生的，是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146年），罗马将迦太基全城夷为平地，将投降的5万老幼妇孺全部卖为奴隶。

希腊罗马的对外战争都能挣钱，而汉的开边都是贴钱，史书上批评其“虚耗海内”。但汉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钱。匈奴部众只要诚心归附，就是中国百姓，就要以仁义财帛待之，以换“远人归心”。这是儒家仁政精神。

仁政的负担太沉重了。中原和草原同受天灾，小农出现了大规模破产——“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小农不能抗灾又不能免债，只好将田宅卖给巨商大贾，汉朝出现了与罗马类似的大商人主导的土地兼并。投机商和大地主们从来“不急国家之事”，商人们的财力早已压倒了各级政府[34]，但当朝廷要平七国之乱而向富户借钱时，富户们觉得朝廷未必打得赢而不肯借（“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35]。

从文景开始，朝野就在争论农商矛盾的解决办法。一种是贾谊的“重本抑末”。这是典型的法家。《商君书》里对付“奸商”的手段是十倍征税、禁止贸易、把旗下伙计都发配去修路等等，可商业是西汉繁荣的基础，岂能又回到秦制苛政？另一种办法是晁错的减免农业税。这是典型的儒家，万般困难一招鲜。可减免了税，中央财政又拿什么去抗灾打仗？文帝景帝都难以定夺，就这样继续熬下去。

最终解决的还是汉武帝。有人为他发明了一套既不退回秦制，也不加小农税赋，还能增长国家财力的方法，“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个人，既非儒家也非法家，而是一个商人。

（二）儒商的家国

在景帝去世前的最后一年，洛阳城巨商之子桑弘羊，以特殊才能“心计”（心算）进入宫廷做“郎官”。这一年他才十三岁，进宫是为了给16岁少年天子刘彻当伴读。商人拒捐马匹给匈奴这件事发生时，桑弘羊已经进宫二十年。

憋了一肚子气的刘彻，在桑弘羊的策划下，于公元前120年，做了一件让儒生们目瞪口呆的事——他任用了著名的大盐商东郭咸阳与著名的大铁商孔仅，主导了全国盐铁官营。伴读郎官桑弘羊则以“计算用侍中”，在内廷里予以配合。

盐铁官营，是指将此前由民间经营的制盐铸铁行业，转隶官方实行更大规模经营。盐和铁是古代社会最大消费品，官方经营就是掌握了最大财源。很多人批评这是国家与商民争利，但帮国家搞垄断盐铁的，竟是盐铁商家本人。这就奇了。罗马商人用财力挟迫国家让自己发财，汉朝商人却帮国家搞宏观调控。

东汉制盐画像砖拓片，形象再现东汉时蜀地井盐生产的繁忙景象。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刘彻任用著名大盐商东郭咸阳与著名大铁商孔仅，主导了全国盐铁官营，垄断最大财源，东汉时取消盐铁专卖，实行征税制。

桑弘羊还发明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就是各地的“土贡”以当地最丰饶之物品上交，再由官营网络运往稀缺地区出售。平准法，就是以官营网络解决价格波动。桑弘羊还统一了币制，将各郡国分散的铸币权收回到朝廷，铜钱都是用统一铸造的“五铢钱”。而罗马只实现了金币银币由国家铸造，铜钱仍归各城市独自铸造。

正是这套宏观调控财经制度，帮助汉朝同时扛过了农业灾害和匈奴进犯，用“均输”“盐铁”之积蓄，既支付了战士俸禄又赈济了北方饥民。

初创的宏观调控亦有缺陷。盐铁官营中，公营器物的规格经常不合私用；均输平准中，官吏经常乱征收物产[36]；告缗制度中，为了征收高利贷和投机商的财产税，居然搞出了全民告密运动。桑弘羊在晚年承认政策初衷与官僚执行效果的差距——“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之”。虽有欠缺，但瑕不掩瑜。

桑弘羊还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假民公田”。公元前114年，他首次赴外朝上任（大农中丞），就将从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没收上来的土地，重新租给无地的流民耕种[37]。罗马也有公地制度，即从征服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租给贫民。但仍挡不住权贵者的大量侵占，致使公地越来越少，国家最终丧失了调节能力。

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西域。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征发了六十万戍卒河西屯田。这花费了数以亿计的财富——“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没有这个基础，东汉的班超就建不了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就永远打不通。

一个巨商之子为何如此执着地为贫民分土地，为朝廷开西域？因为他读《春秋》。他少年时和刘彻一起读了《春秋》《鲁诗》《尚书》。老年之后，在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时，他还能句句引用春秋大义和儒家经典。自刘彻开始从贫寒儒生中选拔文官后，民间儒学蔚然成风，不谈“王道”都会被樵夫舟子耻笑。没有这样的文化氛围，产生不出这批发明了“宏观调控”的大商人们。

桑弘羊一直保留着商人习气。他不认为持家必须简朴，反而得意地夸耀如何“善加筹策”朝廷的赏赐和俸禄而使自己过得更富裕[38]。他的子弟也曾因游猎被都城治安官查办。但他靠中央集权搞出来的那些钱，全部投入了西北的屯田与山东的水患，投入到了“经营天下”。汉朝所有的成就，没有中央财政体系，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他开启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商道的使命，是追求一个跨越任何束缚的私人商业帝国？还是在独善其身之外去兼济天下？中国的商道一开始就包含了儒家的道德伦理和家国责任。有人说，正是这种双重束缚，让我们没能早产生西方式企业家。然而，道德伦理和家国责任正是今天西方企业家们非要回答不可的问题，纯粹自利能否自动达成社会共利？自由经济能否彻底脱离国家主权？这些问题，中国两千年前就开始思考了。

《克拉苏之死》，克拉苏是“罗马最富有的人”，与恺撒、庞培并称“前三头”，他死于率领罗马军团远征安息帝国的途中，战斗和死亡都十分英勇，但他打安息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先行搜刮那里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