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一书的序言。

注释：

［1］参见：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参见：H．L．Lee．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2020， 99（4）： 52－64．

［3］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代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第4－35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第8－25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179－217页。

［4］参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5］参见：《里耶秦简·吏物故名籍》，简8－809；简8－1610；简8－938＋8－1144。

［6］参见：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Blackwell， Oxford， 1964，284－602．

［7］参见：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09页。

［8］参见：芬利著，晏绍祥、黄洋译，《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VII页。

［9］马基雅维利认为，是“平民和罗马元老院之间的不和，促成了共和国的自由与强大”。参见：马基雅维利著，冯克利译，《论李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10］参见：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11］参见：特奥多尔·蒙森著，李稼年译，《罗马史》（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87页。

［12］参见：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13］参见：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14］参见：H．F 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著，薛军译，《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页。

［15］参见：马基雅维利著，冯克利译，《论李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16］参见：芬利著，晏绍祥、黄洋译，《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页。

［17］参见：马基雅维利著，冯克利译，《论李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18］参见：芬利著，晏绍祥、黄洋译，《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40页。

［19］参见：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20］参见：普罗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下），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581页。

［21］参见：Cassius Dio，The Roman History： The Reign of Augustus ，Penguin，1987．

［22］参见：伊丽莎白·罗森著，王乃新等译，《西塞罗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62页。

［23］参见：罗纳德·塞姆著，吕厚量译，《罗马革命》，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12页。

［24］参见：罗纳德·塞姆著，吕厚量译，《罗马革命》，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57页。

［25］参见：罗纳德·塞姆著，吕厚量译，《罗马革命》，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页。

［26］参见：塔西佗著，王以铸、崔妙因译，《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

［27］恺撒在705年即前49年自西班牙归之后首次受任此职。参见：特奥多尔·蒙森著，李稼年译，《罗马史》（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47页。

［28］公元前43年，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在波伦尼亚附近会晤，达成协议，史称后三头政治同盟。是年11月，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同盟颁布法令和任命高级官员，统治国家5年。

［29］“就是这个屋大维——他更为人所知的是在公元前27年接受‘奥古斯都’的称号——通常被说成是第一位罗马皇帝”。参见：H．F 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著，薛军译，《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页。

［30］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44页。

［31］参见：蒙文通著，《蒙文通文集·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84页。

［32］“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参见：贾谊著，《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1页；“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参见：晁错集注释组，《晁错集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页。

［33］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52页。

［34］西汉初年，中央直接统治的地区不过15个郡，仅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而诸侯大的如齐、楚、吴等，每人都有五六个郡，几十个城。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时，也有淮南王、衡山王之乱。

［35］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3页。

［36］“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义矣夫”。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精灵》，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8页。

［37］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4页。

［38］参见：颜师古注，《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18页。

［39］“春秋刺上之过，而矜下之苦，小恶在外弗举，在我而诽之。以仁治人，以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3页。

［40］参见：颜师古注，《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13页。

［41］“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参见：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7页。

［42］“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置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参见：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23－624页。

［43］“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参见：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98－1999页。

［44］参见：黄展岳，《关于两广出土北方动物纹牌饰问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2期。

［45］参见：郑君雷，《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人类学考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2期，2018年3月。

［46］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汲郑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00页。

［47］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92页。

［48］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62页。

［49］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37页。

［50］Edward R． Cook提出了一种关于气候机制的假说，4世纪中亚旱灾的发生与匈人（the Huns）第一次向西迁入罗马帝国几乎同时发生。参见：Nicola Di Cosmo， Neil Pederson， Edward R． Cook： “Environmental Stress and Steppe Nomads：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the Uyghur Empire （744–840） with Paleoclimate Dat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XLVIII： 4 （Spring， 2018）．

［51］“上怒，欲斩长安令……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汲郑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13页。

［52］“臣愚一位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汲郑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13页。

［53］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22－7623页。

［54］“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20－7621页。

［55］“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俸，饥民以赈”。参见：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7页。

［56］“有者半贾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参见：晁错集注释组注，《晁错集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页。

［57］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同时存在国家拥有的“公地”和个人拥有的“私地”。国家公地用于重新分配和租借，虽然不能解决根本矛盾，但能够缓和土地兼并。北魏和隋唐之盛世，正是与授田制相始终；但每当国家失去公田这一调节手段的时候，也就进入了王朝衰败的周期。

［58］“车马衣服之用，妻子仆养之费，量入为出，俭节以居之；俸禄赏赐，一二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参见：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19－220页。

［59］参见：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95页。

［60］参见：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61］参见：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8页。

［62］参见：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页。

［63］参见：佩里·安德森著，郭方译，《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64］参见：佛雷德里克·库珀著，柴彬译，《世界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2页。

［65］“学史书、读律讽令，治作情奏，习对向，滑习跪拜”。参见：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23页。

［66］“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参见：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48－249页。

［67］参见：Cassius Dio， lxxiv， 17．5； Historia Augusta， DidiusJulianus， 8．8．

［68］参见：孟德斯鸠著，婉玲译，《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49页。

［69］参见：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70］参见：特奥多尔·蒙森著，李稼年译，《罗马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84页。

［71］参见：奥古斯丁著，周士良译，《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0页。

［72］参见：奥古斯丁著，周士良译，《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1页。

［73］参见：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74］参见：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77页。

［75］参见：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76］参见：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77］“鞑靼人摧毁了希腊帝国，在被征服国家中推行奴役。哥特人征服了罗马帝国，到处建立君主政体，确立自由。”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24－325页。

［78］参见：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