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抗震希望小学开学，孩子们脸上有了笑容。本报记者 顾磊 摄

　　9月初，鲁甸地震救援阶段趋近结束，公益机构与部队纷纷撤出，面对破碎的家园及失去的亲友，人们容易陷入悲伤情绪。此时，“心理重建”才刚刚开始。

　　心理援助需求大警惕“重复疏导”

　　震后数日，鲁甸县龙头山镇抗震希望小学来了一批专业社工，他们是中国青基会的“希望社工”，带领孩子们游戏玩耍，帮助他们从负面情绪中解脱，找回快乐。

　　社工团队负责人谢缘说，“希望社工”的陪伴服务让孩子们尽快恢复日常心理，在9月1日开学之后，能再次回到学校，步入学习与生活的正轨。

　　从汶川地震开始，谢缘与他的伙伴们就介入灾后服务，他们认为，地震后心理援助的需求是广泛存在的。

　　另一位来自壹基金救援队“河南老虎队”的队员告诉记者，震后的这段时间里，当地的一些孩子有时候半夜会在睡梦中哭醒，情绪低落。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震后第一个月是心理‘否认期’，在救援与安顿生活的忙碌中，人们往往不愿意相信或者在心理上还无法接受失去亲友的事实。”专业志愿者、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洋告诉记者。

　　汶川地震时，由于伤亡情况比较严重，志愿者们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开展“一对一”的“哀伤处理”服务，甚至连企业也在当地开设了“悲伤与失落的工作坊”，抚慰人们的心灵。

　　但在鲁甸，“哀伤处理”只是一小部分工作，志愿者更关注日常心理健康。记者观察到，在鲁甸灾区，心理疏导成为最常见的援助方式。

　　“当地居民看到志愿者来了，会跟我们聊天，但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在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后，还要不断地进行沟通，才能达到较佳的援助效果。”刘洋说。

　　云南昆明12355青少年服务台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孙建林，在灰街子安置点的B区几乎走遍了每一顶帐篷，一边评估和甄别有需求的援助对象，一边就地开展服务。他采用“共情”的方式与乡亲们交流，将自己代入援助对象的心理世界，一起悲伤流泪，安抚失去亲人的乡亲。

　　这些心理疏导的方式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那位“河南老虎队”的救援队员认为，心理援助应注意方式方法，尤其需要警惕一种现象：“震后心理救援虽然有必要，但重复疏导并不一定有好处，有些孩子接受过不同志愿者的多次心理疏导，本已伤愈的心理有可能再次出现问题。”

　　找到“易被忽略的群体”

　　心理援助志愿者告诉记者，救援人员尤其是军人也需要心理援助。

　　“在灾区，穿着绿、橙、白3种颜色制服的军人、武警、消防队员、医务人员和专业救援队伍每天都直面惨痛的现场。人们往往觉得心理援助与他们没有关系，尤其是军人素有‘钢铁之师’的形象，但他们恰恰也是心理援助的需求者。”一位心理援助志愿者告诉记者。

　　在鲁甸，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及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分别为部队官兵、基层干部等“枢纽人群”开展了心理援助服务，“采取相对平和，但又能处理负面心理问题的团体活动，在欢声笑语中，大家充分地宣泄、释放了负面情绪”。

　　除了救援人员，另一类易被忽略的群体是12岁以上的少年。

　　“他们不像儿童那样可以表面上无忧无虑，也不会直接走到爱心救助人员面前。少年的心理特点让他们整日躺在帐篷中无所事事，少年的羞怯和不够成熟，让他们不能走出来参与成人的生产自救，也不能到儿童的队伍中找到快乐。”来自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的一份报告指出。

　　志愿者到处寻找书籍并送到“帐篷少年”手中，希望他们找到安慰。

　　较之专业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希望社工”采用了另外的办法———邀请少年们担任“小志愿者”。

　　14岁的段兴就是小志愿者中的一员。在地震中，她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亲人重伤，她选择做公益来回报帮助自己的人。每天，她和小伙伴们挨家挨户地宣传不要乱扔垃圾，防止不卫生的环境带来疾病。

　　安置点的卫生状况得到改善，在每天与社工们开的“总结会”上，段兴变得有说有笑了。但并非每个小志愿者和她一样快乐。小志愿者的队伍一开始有20多个人，到最后只剩下7、8个人，很多孩子坚持不下去，逐渐退出。

　　谢缘说，孩子们之所以坚持不下去，是因为认识上有差异：“他们觉得自己也是地震受害者，还要去帮助别人，太累了。”

　　那些坚持下来的孩子是怎么想的？段兴告诉记者：“帮助别人时会让别人开心，自己也跟着开心；看到别人难过，自己也跟着难过。就这样，我有了自己的梦想，我要努力学习，将来考大学，当个教师，要看着自己的学生慢慢成长，分享他们成长的快乐。”

　　另一位“希望社工”负责人大雄告诉记者，从汶川、雅安到如今的鲁甸地震，专业社工们一直在进行反思。

　　“很多人有一种印象：救灾就是发放物资。在鲁甸救灾过程中，我们没有发放物资，反倒让孩子们去帮助别人，我认为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很大好处。”大雄说，“从汶川地震的‘助人自助’到雅安地震的‘助人互助’，再到现在，孩子们意识到了自身的价值。”

　　“心理重建”道路漫长

　　心理援助与其他援助不一样，地震紧急救援阶段结束后，部队、救援队伍及爱心机构纷纷撤出。而根据历次地震救援的经验，此后的3个月内，当地居民尤其是老人与儿童的心理问题会慢慢地浮现出来。

　　“漫长的家园重建与心理援助才刚刚开始，甚至‘心理重建’更加漫长。”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的报告指出。

　　刘洋告诉记者，基于此，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专业志愿者在鲁甸灾区的服务周期被设计为1年。

　　志愿者们这一年的工作类似“播种”———在龙头山镇龙泉中学培训心理健康教师，建立心理健康示范校。

　　“有需要的人有很多，我们不能逐个进行心理援助，但我们可以培训教师，教师可以影响一个班的孩子，孩子们回去可以影响家庭和社区。”刘洋说。

　　这一年中，前半年，志愿者给孩子们上心理健康课，对心理学有兴趣的学校教师可以旁观学习；后半年，学校教师给孩子们上心理健康课，志愿者旁观，帮助教师提高能力。

　　“最终，我们要让当地的教师们具备独立设计、开展心理健康课程的能力。我们撤出后，还要进行远程督导，定期派专业志愿者再来指导。”刘洋说。

　　另一位心理援助志愿者告诉记者，灾后“心理重建”在机制、方式与反馈方面仍存在诸多争议，例如疏导方法、不同人群自愈能力的判断、公益组织如何协作等方面仍待摸索。

　　在鲁甸服务的社工、志愿者们，很多人都参与过汶川、雅安等地震的援助工作，他们认为，业界应对历次地震心理援助工作的经验进行梳理，并进行比较性的研究，为长期的“心理重建”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