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感动

　　卢实春说，之所以选择肝移植这个领域，是因为它是解决包括肝癌、肝坏死、代谢性肝病、终末期肝病的一个终极解决方案，被叫做肝胆外科的“镇山之石”。

　　20个世纪80年代末，卢实春在华西医院担任肝胆外科主治大夫时，就已经开始从事肝移植手术。

　　1990年，英语好、业务过硬的他被教育部公派到德国Freiburg大学医学院学习，攻读腹部外科及器官移植博士学位。当年公派的42名留德学生中，临床外科专业只有他一人。

　　“我很幸运。公派留学选中我的一个原因，在于肝移植技术是国家急需的。”卢实春说。

　　中国是肝病大国，也是肝癌的高发区。据统计，中国每年新发肝癌病例50万至100万。全世界因肝癌死亡的人数，一半都在中国。

　　这是中国肝胆外科大夫的幸和不幸：所学有用武之地，但也亲眼看到太多悲欢离合，其中有生命的绝处逢生，也有生命的怆然离去。

　　“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悟，就是生命是最宝贵的东西。 虽然它来之偶然，去之必然，但对于医生来说，留住患者生命，就是最大的目标。一个肝癌患者的去世，不只是个人的不幸，也意味着家庭的残缺，甚至破裂。小孩 失去父爱，上学没有经济支持，爱人没有依靠⋯⋯”说到这里，卢实春似乎想起了什么，突然有点哽咽，“这不是一个人的不幸，是一家人的。”

　　问他想起了什么，他轻轻摇摇头，之后是长久的沉默。

　　“当每一个患者获得新生，康复出院的时候，我都特别感动。”卢实春说，“但也不是每一例手术都能成功。”

　　就在上月，他为沈阳一位60多岁的老教授主刀了一例复杂的肝移植手术。术前病人的手术条件已经非常不好，但家属坚持要求肝移植手术。虽尽全力，但手术后41天，病人还是走了。

　　说到这里，卢实春有些黯然。

　　“昨天夜里，他的老伴在情绪稍有平复之后，还打电话来宽慰我。他说，斯人已逝，你们已经尽力了。我很感动，我说你也多保重，不要把自己拖垮了。我发自内心感谢这种理解。”

　　挂了10年的老师赠别题字

　　卢实春告诉记者，中国的肝源很紧张。现在仅佑安医院肝移植中心，就有100多位患者在等待合适的肝源以进行肝移植手术。他们当中，每周都会有1－2位因为等不到合适的肝源而去世。

　　卢实春已经签署了身故后自动捐献器官的意向书，他也告诉科室的同事，如果哪天自己突发心脑血管意外且生存无望，他已嘱托过家属，可以直接按照器官获取程序，怎么取质量好，就怎么取。

　　“如果生命的丧失不可避免，那捐出器官来让别人活的更好，不是很好吗？”卢实春说，“如果您捐献了肉体，您的灵魂能上天堂，您的生命也得以延续。”他希望更多人加入到自愿捐献的队伍中来，“这是生命的希望。”

　　在德国3年8个月的学习，不仅让卢实春获得了博士学位，也让他浸染了德国人的严谨和守纪。这些年，他一直在走在肝移植技术探索的学术前沿。

　　经过10年的努力，他主导的通过疫苗激发受体自身免疫系统研究，让200多个患者中的67个自身产生了乙肝抗体，其中20个左右已经停掉了抗体和抗病毒药。按现有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他们告别了乙肝病毒。目前卢实春及团队仍在进一步检验该方法的科学性和安全性。

　　国际肝移植长期随访数据显示，25%的患者在做肝移植手术10年后会出现肾功能不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卢实春带领团队通过查受体和供体的药物代谢基因，确保给每个患者最低的有效剂量，从而最大程度保护其他重要器官。

　　2004年春，他作为引进人才离开华西医院北上。行前，他最敬重的冉瑞图教授，写了一幅字为其送行：“役于人，献以诛，学而思，行而知，容必广，逊其罔，勤而精，习而新，拓益说，传不绝，日新毅，非唯利。”

　　10年来，这幅字一直端正地挂在他的办公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