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体制改革”

　　北青报：北青报记者在采访“走廊医生”事件中发现，无论事实如何，“走廊医生”兰越峰还是被很多网民追捧，对她的处理也被认作是贪腐者“报复”的加剧。这怎么解释？

　　邓利强：毋庸讳言，“过度医疗”确实有一定的普遍性。民众觉得兰越峰的说法符合自己的日常体验，所以倾向于相信她是“医界良心”。

　　个人认为，医患关系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紧张局面，与政府对医疗的投入不足、医疗卫生立法的摇摆、媒体以保护患者为初衷导致的医患关系撕裂等诸多因素都有关系，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对医疗投入的不足。

　　从表面看，我国医疗占GDP的比重与世卫组织最低4%的规定相差不多，但我们医疗支出的来源、分配比例出现了问题。老百姓看病贵，即使有医保，也要求个人有较大部分的支出，作为个人额外支出，显然会增加老百姓的经济压力。

　　政府投入不足还表现在，经过三次医疗改革后，医院、医生养活自己的方式，主要不是来源于政府支出，而是来源于医疗行为的收入。而医疗行为的收入，主要不是靠医生的知识和技能获得的收入，而是来自于卖药和使用医疗器械。

　　北青报：尖锐的医患对立似乎是越来越突出。

　　邓利强：这和我们立法过程中的前后摇摆、朝令夕改有关。

　　我国对患者的权利保护经过了痛苦的过程。1987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虽然是国务院颁布的，但行业保护的色彩很浓；医患间在医疗纠纷发生后，尖锐矛盾开始出现。媒体也及时地捕捉到了社会热点，引起全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1998至2000年，每周都会有大篇幅关于医疗纠纷的报道，立足点都是负面的，医患关系甚至成了大众对社会问题不满的发泄点。在此情形下，最高法在2001年底出台了以保护患者为初衷，但法律逻辑存在问题的“举证责任倒置”。而2009年12月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又取消了“举证责任倒置”，使医疗卫生立法滞后于社会期待，很多媒体又将其解读为立法上的一次“倒退”。

　　北青报：在当前复杂的情况下，媒体该如何更好地进行医患报道？

　　邓利强：医疗是比较专业的行为，报道需要专业的判断能力，报道者可以求助专业人士，可以综合列出各方意见，唯独不能选择性臆断。

　　报道者更应该关注的是医疗体制应该怎么改革。只有进一步深化医改，才能在根本上消除医患相互恶意揣测的土壤。

　　医学界尊重媒体的监督权，但在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特殊环境下，希望媒体的报道将医患关系带回到冷静、理性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