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潘功胜：做好金融改革与发展中的顶层设计

　　我国的金融改革始终贯穿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改革策略的并存与互补，“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有机结合。我主要围绕金融改革与发展中的顶层设计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 进一步推进资金要素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路径，是在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空间；逐步扩大负债产品市场化利率定价范围，推动同业存单等替代性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健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贷款基础利率等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培育央行政策利率体系，促进金融宏观调控框架转型。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面，则是继续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央行基本退出常态式外汇市场干预；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进一步发展外汇市场，丰富外汇市场品种，拓展市场参与者类型。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转变外汇管理方式，减少外汇管理中的行政审批，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主体资格，增加投资额度，待条件成熟时取消相关资格和额度审批；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管理体系。

    二、 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构建更具竞争性和包容性的金融市场体系

　　一是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二是建立一个均衡的社会融资结构，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三是发展普惠金融，让金融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 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快推进金融管理体制改革

　　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包括建立逆周期资本调节、明确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及救助、设立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重新定位中央银行的监管作用、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协调合作，提升监管协调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

　　坚持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对金融业的统一管理，督促地方政府改变“重发展、轻监管”的倾向，遵循“区域性”原则履行好相关职能。

全国政协委员杨凯生：严谨设计民间资本办银行的配套措施

 　　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一条重要内容，就是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要把《决定》的这一精神理解全、理解透，把相关的配套措施设计好。

    一、 关于市场准入

　　过去是允许民营资本参股银行的，三中全会《决定》中之所以还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过去对民间资本可以发起设立银行一直不明确，整个银行界民间资本占比偏低。

    二、 要把民营资本投资银行的目的搞清楚

　　首先，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除了列入负面清单的以外，各类投资主体对什么行业投资与否，投资多少都应该是自主决策的。

　　其次，投资于银行能不能给民间资本打通一条更好更赚钱的投资渠道？如果简单地这么认为那就要注意了。银行利润是高度规模依赖型的，银行的资产规模又是受银行资本金的大小决定的。目前我国民营资本准备腾挪出多少资金从实业转向金融，用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方式腾挪？这从宏观上到微观上都要设计好才行。

　　再次，民营资本办银行能不能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民营资本如果办一些中小银行对解决“融资难”问题可能是有一定帮助的。但“融资贵”问题就不太一样了。小银行贷款利率比大中银行要高，利率水平与银行规模成反比，这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普遍现象。所以说办中小银行就可以解决“融资贵”的问题，似乎不太成立。

　　最后，投资办银行能否解决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的资金瓶颈约束？以为自己投资了银行，自己就有资金了，今后发展就有办法了，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监管法规对银行出资人在该银行获得授信，或是在该银行直接行使经营管理权是有限制的，而且要严格于其它的企业和自然人，目的是防止关联交易、内部人控制所可能带来的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钱颖一：谈谈经济体制改革实施的几个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我理解有两部分重要内容:一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整体设计，提出了市场、政府、企业三者关系的新定位。二是提出了较全面、较清晰、较具体的待办事项清单，是一个问题导向的清单。2020年之前要实现在关键领域取得决定性成果，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实施行动计划，要以较小成本、较小风险、较快地进入来落实改革方案。提三点想法:

　　第一，关于某一时期改革侧重点和整体时间段的改革顺序的选取。第一年尤其重要。因为它不仅影响之后的改革，最重要的是要向社会、公众、各级干部示意改革者的可信度和执行力，并以此建立改革七年的势头和惯性。有三件事情需要给予特别考虑:

　　一是金融。特别是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弹性、汇率形成机制。利率市场化不可能一步到位，可以先从培育市场定价的能力、方式开始，也可以从放宽浮动区间开始。金融改革存在一定的风险，资产价格会引起较大的关注，率先实行金融改革也可以提早暴露潜在的隐患。

　　二是财政。预算改革能否初步到位，中央财政和地方事权的划分能否更为清晰，建立更为详细的事权清单，特别是能够选择有代表性的事权进行重新划分，如何从共同事权、地方事权变成中央事权，以利于统一。

　　三是转变政府职能。能否更高调的取消一批行政审批，关键是地方审批。

　　第二，关于推动改革与改革实施的激励。改革的推动需要引入强有力的激励，一方面是从上层引入激励，把推进改革作为考察干部的标准之一。另外还要有正面激励，谁能够成功推动改革，谁就可以被提拔。地区间的竞争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三，关于实施改革中对风险的预见和预案的准备工作。第一类是经济增速的较大变化，第二类是外部环境的变化，第三类可能是局部的危机，第四类是非经济的突发因素。对这些因素的发生应该有预案。哪些改革是可以放缓的，哪些必须进行，应该事先有所设计。

全国政协委员闫冰竹：改革的顶层设计与企业市场化探索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微观企业的探索。因此，我想以此为题，谈两个观点:

    一、 三中全会勾勒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

　　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南针”。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南针、主旋律。今后主要由市场或市场主体充当“运动员”，政府则主要充当“裁判员”角色，从而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也进一步释放了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广阔空间。

　　描绘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全会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出六项部署，通过实现六大部署，能够真正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进而实现“真正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一改革目标。

　　找准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全会明确指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将成为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二、 以企业试点为经济体制改革注入鲜活生命力

　　经济升级的核心是企业升级。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可以选择市场化基础较好的企业作为改革试点，对其他企业形成示范效应。对此我提三点建议:

　　一是减少对公司治理的行政干预。充分发挥企业董事会的决策作用，按资本说话，以股权监管，真正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二是创新对高管人员的管理机制。建立市场化选聘机制和退出机制。同时进一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推进管理层股权激励和责任终身追究制度；三是营造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大、中、小企业都拥有“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