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1864—1957）是中国二十世纪里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以绘画和篆刻为其艺术两翼，取得了独创性的成就，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单论齐白石的篆刻艺术，大气磅礴，处惊不乱，百看不厌，可谓熔千年历史为一炉，开宗立派成大家，已为后世所敬仰。而中国历史上诸多艺术大家为世所累，请人捉刀代笔的现象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齐白石亦未能免俗。问题有二：一、齐白石请人捉刀治印之事，在大师去世后的数十年间竟未见相关的文章披露，甚觉蹊跷；二、谁又能够替大师捉刀治印？

　　若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想必是要附有三个条件：1.捉刀者必须具备深厚的艺术功力；2.娴熟于齐派篆刻的技法；3.与齐白石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笔者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可以确认有三位篆刻名家曾经在不同时期为齐白石捉刀治印。他们是姚石倩、罗祥芷和刘冰庵先生，皆为齐白石的高足。

　　——编者

齐白石、罗祥芷、刘冰庵为李苦禅先生所治印的印谱。（李燕先生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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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炜

一、 最早为齐白石捉刀治印者：姚石倩

　　1932年9月19日，齐白石致姚石倩的信中写道：“近今四川又来一学篆刻者罗祥止，自言十二岁时即学篆刻，用工廿余年，未得门径，此人甚肯用心，又是一刻印家。吾之三千门客，弟外伊亦可为吾替人。人之心性不能知，但只知其聪明也。吾与蜀人之有缘深矣。”

　　据此信中“弟外伊亦可为吾替人”可知，在1932年以前，姚石倩曾经为他的老师齐白石捉刀代笔，这一点应该是确认的。

　　姚石倩（1879—1962）安徽桐城人，四川书画篆刻家，齐白石弟子。曾任国民党第二十八军秘书、北川县知事。著有印谱《渴斋印草》。1953年被聘入四川文史馆。

　　齐白石为姚石倩印谱《渴斋印草》序文曰：“刻印一事，隐僻者自能工。聊以自娱，不求称誉……门人姚石倩前丁巳年（1917）始从予游，庚午（1930）重来京华。见其所刻印，古今融化冶为一炉，删除一切窠臼。

　　据此可知，姚石倩最早从游齐白石的时间是1917年，时年38岁。此时的齐白石为躲避家乡兵匪之乱来北京，住前门外郭葆生家，后因张勋复辟又随郭葆生逃往天津租界躲避，再回北京后住法源寺，于年底返回湘潭。在当时，齐白石虽然在琉璃厂的“南纸店”挂了润格，但是生意极为清淡，画根本没人要，印也就勉强糊口，以齐白石这样勤奋工作的人，完全没有必要请人捉刀。况且，姚石倩此时刚刚从游齐白石，对于齐氏风格和技法也未必能够迅速领悟，想帮忙，怕也帮不上。

　　齐白石与姚石倩（1879—1962）等人的合影。照片前排中为齐白石，左侧为姚石倩，后排左测为张冠英。

　　齐白石作品走红市场，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922年。此前，齐白石混迹北京以卖画刻章谋生。刻印的生意够勉强谋生，但他的绘画几乎无人问津。命运的转折在是年春天，好友陈师曾携带齐白石的绘画作品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中日联合绘画展》，一炮走红，从此“墙内开花墙外香”，逐渐奠定了他的艺术大师地位。

　　随着齐白石的名气越来越大，卖画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特别是其绘画作品的价格远远超过了其刻印的润格，而且，刻印比绘画更加吃力费时，于是一门心思要赚钱的齐白石有意在门内弟子间挑选篆刻优秀者为其捉刀治印，用以满足各色客户之需。

　　姚石倩“庚午重来京华”，是指1930年，他已经是51岁，“其所刻印，古今融化冶为一炉，删除一切窠臼”，完全有能力并且正是齐白石需要他出力的时候，所以，姚石倩为为齐白石捉刀治印的时间当在“重来京华”的期间。从齐白石与姚石倩交往的信件判断，这段时间也不会太长。

1932年9月19日，齐白石致姚石倩的信（局部）

1932年9月19日，齐白石致姚石倩的信（局部）

二、 罗祥止于三十年代为齐白石捉刀治印

　　仔细观察齐白石于1932年9月19日致姚石倩的那封信，从语气上可以判断出此时罗祥止刚刚拜师，齐白石认为他具有了“用工廿余年”的篆刻功力，自己准备启用这位弟子“为吾替人”，但是，他显然还没有下定决心，尚处犹豫中，原因是“人之心性不能知，但只知其聪明也。”换句话说，新入门的弟子罗祥止是否会对老师忠心耿耿、死心蹋地替老师捉刀治印？齐白石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罗祥止为何人？据笔者所知，罗祥止（？—1977）四川新都县人，出生在一个旧文人家庭，父亲是位私塾先生。罗家兄弟四人，其排行老三。二哥罗静之及四弟罗新之（1906—1990），皆为书画家。罗祥止早年随篆刻名家曾默躬（1880—1961）学习篆刻，后转拜齐白石门下。1977年罗祥止在成都去世。

齐门后人罗详止先生（？—1977）照片

　　不久前，我新出版了《风流石辟·陆质雅传》——此书中的主角陆质雅先生（1883—1964）是收藏齐白石印章的第一人，庋藏齐印之多之精，已是闻名遐迩。2014年元月9日，本人携带新书前往李燕先生家恳请教正。

　　李先生是李苦禅大师之子，耳提面命地随父学艺，而苦禅先生是齐白石的大弟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李燕先生就是齐白石的徒孙。此时，李燕先生为清华大学的美术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当我们谈论起“谁曾为齐白石捉刀治印”这一话题时，今年刚逾七十的李燕先生介绍说，“据我所知，有两位齐白石的弟子为其捉刀治印，一位是罗祥止，一位是刘冰庵，都是我父亲介绍进入齐门的，是我的师叔。”

　　约在1932年间，罗祥止通过白石老人的大弟子李苦禅的引介，拜师齐白石学艺。

　　从齐白石致姚石倩的信中可见，罗祥止拜师齐白石之前，已经学习篆刻艺术20余年，曾跟随曾默躬等先生学艺，远非一般的生手嫩芽，已经是“一刻印家”矣。他拜师齐白石的真实目的是想使自己的篆刻艺术有所突破。据齐白石《三百石印斋》自序云：“年七十一，门人罗祥止欲穷刻印之绝法，愿见当面下刀，余随取自藏之印石，且刻且言，祥止惊，谓如闻霹雳，挥刀有风声，遂北面执弟子礼。越明年，余中英继至，亦有祥止之愿，余一时之兴致，不一年，将所有之石刻完，实三百之数过亦。其刻成之功，实罗、余二生。”

　　一年后的1933年11月22日，白石老人在《祥止印草》序言中写道：“今之刻印者，惟有曾默躬删除古人一切习气而自立，痛耻世人为维阳：台工伪铸汉印所愚，行高故众非之，独罗祥止从游七年，直得神理。祥止好读书，喜游览，尝万里求师友。壬申来旧京欲谒余，无由入，先访乡人李君常荐识李苦禅，求苦禅作荐，始得相见。祥止自言曾受业于曾夫子，今道隔万里。篆刻之道，不进则退，欲事余为师。余曰成都曾默躬为余神交友。王治园为余未曾相识之知己。姚石倩、余影厂皆为余弟子。余与西蜀人士之缘，何众且深也。诺以门客待之，祥止北面执弟子礼。一日问余去向，余指以宽宏大道，纵横行去，必青胜蓝。祥止肯费苦思，尽善则止，且为人赋性直切，闻有不平事则鸣几，余之私淑不独昧恩且故意诽余以自高，祥止能照人肝胆，固知诽余者皆余之受恩私淑，深耻之，不与为伍。北来二年，所刻之印，择其精者，余劝其拓存寄呈曾君必与余同声欢许也。余因序其首。癸酉十一月二十二日，白石山翁齐璜。”（罗祥止将此序石印刊于《祥止印草》，1933年冬，北京荣宝斋出版。此序未见《齐白石诗文集》收录，加之《祥止印草》为私家印本，存世稀少，故附全文。）

　　1933年11月22日，齐白石为《祥芷印草》亲笔写序。（私人藏）

　　齐白石对待罗祥止的态度内心摇摆，时常纠结，甚至有些狐疑。在写下《祥止印草》序言的两个月后，白石老人在私下对罗祥止的评介却是另一态度：1934年1月16日致姚石倩的信中，齐白石忧虑地说：“余中英来平，篆刻《心经》五十余印，字字工稳，真令人可畏。罗祥止虽及余门，一月之中，见余不过一二次。因中英常来借山，祥止常随中英来(借中英常来也)。余揣祥止之为人，对余之礼儿，将来又是一倒戈者，更深矣。”白石老人对罗祥止的抱怨，表面上看是因为罗祥止去齐白石家的次数太少了，但归根结底是害怕罗祥止“倒戈”。

　　到了1937年，罗祥芷已经彻底赢得了齐白石的信任。齐白石在作于1937年的《马夫图》（李燕先生收藏）上题跋曰，“吾之借山门下客多矣，知余者惟李苦禅、罗祥芷三数人耳！”在这里，齐白石语气之坚决，态度之肯定，已与数年前迥然不同。

　　李先生说，“罗祥止大约是在三十年代为齐白石捉刀治印的，我生已晚，未能与罗祥止师叔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