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人民政协报2014年6月25日，记者杜军玲、朱婷。

　　24日，在中国政协文史馆举行了一场独特的集体采访。接受采访的，是曾持续参与推动大运河、丝绸之路申遗工作的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他们不单是一起分享申遗成功的喜悦，更期待着，在政协这个舞台，能发出更多保护文化遗产的声音。

　　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大运河项目和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2项和第33项世界文化遗产。那天，已是半夜时分，全国政协常委韦建桦还收到了扬州老乡打来的开心的电话。而韦建桦的开心，比古运河、古邗沟边长大的同乡更要多一层含义：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他多次参与全国政协关于大运河、丝绸之路保护和申遗的调研活动。申遗成功，他是见证者，是亲历者。

　　一场持续8年的关注

　　24日，中国政协文史馆7层的会议室，当韦建桦和张廷皓、刘庆柱、舒乙等数位长期关注、参与推动大运河、丝绸之路申遗的老委员们共聚一堂，大家的喜悦溢于言表。而欣喜之余，大家共同忆起了一位故人，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元老——罗哲文先生。在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卞晋平的提议下，大家共同默哀，告慰老人。

　　罗哲文是我国古建筑学家，被称为“长城保护之父”，几位委员都记得，当年罗老以80多岁高龄，仍跟着全国政协大运河调研组赴各地考察。

　　“2006年，十届政协两会期间，罗老专门跑到会上找到我说，想请你写个政协提案，呼吁大运河申遗。”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舒乙回忆，罗老当年其实在提长城保护的时候，就酝酿提大运河保护，但阴差阳错，竟耽搁下来。而罗哲文和几位业内人士一致认为，大运河保护意义非凡，应该正式向国家提出来，于是想到了政协这个渠道。

　　舒乙没有让罗老失望。那一年，他不仅写了提案，还在会上找到了50多位委员联名。“按照有关章程，50位以上委员联名，就上升为政协重要提案了。”没有让罗老失望的，还有政协组织和更多的政协委员们。

　　2006年5月12日,北京城细雨霏霏。由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牵头组织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活动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了启动仪式。随后，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带领数十位全国政协委员和来自文物、历史、考古、水利、建设、规划、南水北调工程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60多人开始了对京杭大运河的考察，就此开启了一场持续8年、跨三届政协、凝聚了几十位全国政协委员和专家关注与智慧的保护和申遗旅程。

　　2006年，考察团行程2500多公里，实地调查了运河沿线18个城市和30余个县区；2007年，40人的全国政协考察团对河南、安徽境内的隋唐大运河沿线8个城市、30多处遗址、遗迹进行了为期9天的调研；2008年，数十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分为三个组，分赴山东、江苏、浙江运河沿线城市调研；2012年，全国政协为推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再次开展跟踪调研，4月至6月，先后实地考察了大运河沿线的22个省辖市、29个县的35处运河遗产点和16段河道……

　　而每一次马不停蹄的奔波后，委员们都会运用提案、调研报告、大会发言等多种形式，为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建言献策。委员们呼吁明确地方政府责任，科学处理保护与发展关系；呼吁加强社会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大运河的历史和价值；呼吁建立更加有效的工作协调机制……在委员们持续呼吁和建议中，不同部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智慧和力量不断凝聚，不仅在社会上掀起了空前高涨的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热潮，更是提高了社会公众对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认识和关注。2006年底，大运河列入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07年9月，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在扬州成立，运河沿线8个省、直辖市的35个城市加入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城市联盟；运河沿线各省、直辖市先后成立了大运河保护申遗工作领导小组……

　　用卞晋平的话说，推动大运河申遗，8年里，委员们讲“大话”，讲“小话”，唯独没有讲“空话”。“大话”涉及申遗工作推进的法规建设、规划等，“小话”则事关申遗的每一个技术细节。正是这“大话”和“小话”，一步步给予了大运河保护和申遗最实在的推动。

　　为什么是政协

　　对大运河的关注，持续8年，跨越三届政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会长张廷皓引用《尚书·大禹谟》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他说，这8年，全国政协就是始终抓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这个题目，做到精到之极。但为什么是政协？

　　此次大运河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公里，相关遗产共计58处，分布在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正因为如此，韦建桦说，大运河8年保护和申遗历程，最困难的事情，不是知识储备的不足，不是资料收集的困难，也不是筹集资金，而在于难以形成共识。“当时各有关部门、各个地方，对大运河的保护、申遗和利用持有歧见，缺乏共识。怎么办？靠领导下命令？不行！靠政府发文件？不行。上下、左右、各界，正是政协发挥沟通、联络和协调的作用，逐步凝聚了大家的共识。”韦建桦说，政协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做了各部门不能做的事情。这是因为，全国政协凝聚一批专家，大家集思广益，形成远见卓识。而委员们的使命感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推动了各方各界达成共识。他说，这也正体现了政协在中国民主政治中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2006年，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卞晋平开始分管文史工作，参与了全国政协委员大运河保护和申遗调研的整个过程。他非常认同韦建桦的看法。在他看来，政协献策不决策，监督不代庖，之所以能做好这件事情，正是因为全国政协凝聚了一批文物专家委员。委员们从联合提案开始，通过两会召开记者会向外发布新闻，通过举办论坛、督促检查等，逐步使沿线的几十个城市在大运河申遗上形成共识。

　　卞晋平记得，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在扬州调研期间，还曾说了一番很“尖锐”的话：“运河是祖宗留下来的，不可以再生的。该保的一定要保，让不是给文物局让，是给国家让，给祖宗和子孙让。有时候为了保护文物，我们就得牺牲一点自己的发展。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人和动物没有区别。要有敬畏之心。”但就是这样的“尖锐”的话，因为出自超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政协委员之口，反而成了申遗推动进程中的“润滑剂”。

　　在大运河、丝绸之路的申遗调研中，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扮演了重要的组织者角色。卞晋平说，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就是要发挥自己专家团队的优势，选好角度，把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在大规模现代化进程中，努力去保留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足迹。

　　“疼爱和思考”仍在继续

　　因为罗哲文老先生的缘故和大运河结缘后，舒乙曾先后四次参加全国政协调研，考察京杭大运河，他将自己的所见所思整理成了一本带着情感与温度的书———《疼爱和思考———一个政协委员的大运河四次考察亲历记》。而这场“疼爱和思考”，对委员们来说，仍在继续。

　　正如舒乙所说，“运河是活的。活的，有两个含义。一是说它的功能并未丧失，现在仍在发挥作用；二是说它还在发展，是一个既有过去，又有现在，还有未来的活物。”“活态”文化遗产是大运河遗产的显著特征。至今山东济宁以南的部分仍在通航，在交通运输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他一些河道转变成为景观河、灌溉河、排涝河，在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活态”、发展的大运河，必然需要持续的关注。

　　申遗成功后，委员们还有个“心事”，那就是申遗后，运河还有更多的河段需要持续的治理。

　　大运河“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个新的起点”。刘庆柱说，未来应强化协作机制，加强管理，协调好大运河在历史文化价值保留、旅游景观利用以及运输功能使用三者间的关系。

　　对于大运河申遗成功，无论舒乙、刘庆柱还是张廷皓，都特别看重一点：打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曾对打造中华民族的内凝聚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承载着中华“国家一统”的文化基因，借助申遗成功，应该让更多的人认识古老的大运河在我国历史发展上扮演的角色，了解今天保护大运河的意义何在。

　　大运河申遗成功当晚，韦建桦接过老乡的电话，就不由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保护大运河？

　　“申遗成功并不是最终目的。但申遗成功确实为研究、宣传和保护、利用大运河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巨大动力，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契机。”韦建桦认真地写下了几条思考。首先，应要求运河沿线各级政府进一步完善、落实全面维护和妥善利用的措施，消除各种影响运河历史风貌的弊端与隐患。其次，进一步深入开展大运河研究，集中历史学、考古学、水力学、地质学、科技史、文化史和艺术史等领域专家学者，设置大运河编年史、大运河沿线城镇变迁史、大运河与中国古代水利及科学技术、大运河历史文化内涵、大运河文献综录和古迹通考等课题，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另外，还应建立和完善促进大运河保护利用的专门机构。韦建桦说，申遗过程中，国家文物局专门成立了“大运河联合申遗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并责成江苏扬州市作为牵头单位承担办公室具体工作。“目前，这个办公室已经完成申遗阶段的工作，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建议保留整个机构，让它承担起大运河联合保护、管理、监督和宣传的职能，以保证各项工作统筹协调、有效推进。”

　　张廷皓说，申遗成功了，只是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大运河涉及几十个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保护难度之大，在我国现有47项文化遗产中是最大的。”张廷皓说，这个“活态”遗产，还保持着运输和输水等现实功能，要探索符合运河实际的保护和利用的理念和方法，要防止对大运河珍贵遗产的滥用。在呼吁加大有关大运河的基础性研究之外，他还希望，根据依法治国的理念，现有文化部颁发的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能逐渐上升为更具法律约束力的条例。

　　作为一名往届的政协委员，舒乙对于政协这个平台的认同没有一丝更改。他说，大运河“申遗仅仅是开始，不是结束”，而且政协发挥作用还“远没完”。他说，大运河那些没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河段，地方政府还急需委员们提供建设性的建议，还需要借助“政协委员说话的权利”，把保护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