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老舍平反的批示

　　为王若飞、阎红彦、吴皓平反

　　随着形势的发展，邓小平触及的问题越来越深入。

　　1977年9月1日，邓小平就王兴要求为父亲王若飞恢复名誉的申诉信批示：“据我所知，王若飞同志在晋绥被捕和出狱问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王若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4月因飞机失事遇难。“文革”期间遭受诬陷。邓小平批示后，1978年初，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为王若飞平反。

　　12月4日，邓小平审阅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阎红彦同志审查结论的报告》，作出批示：“我的意见，阎的骨灰以移来北京、专放八宝山为好，届时可举行简单仪式（例如一二百人），必要时我可参加。”阎红彦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67年1月被迫害致死。1978年1月24日，邓小平参加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

　　12月6日，邓小平就已故原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吴皓的妻子写信要求落实政策一事批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邓小平批示后，吴皓得到平反昭雪，于1978年5月23日召开了追悼会，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为61人“叛徒集团”案平反

　　1977年12月25日，邓小平就61人“叛徒集团”案作出重要批示。此案被称为共和国第二大冤案，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因为1936年登“反共启事”而出反省院的问题被定为“叛徒集团”一案。中共七大时，中央曾对61人出反省院问题进行过审查，作出了“本人不能负责”的明确结论。1966年8月，康生把这件事重新提了出来，给中央写报告诬陷61人出狱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而“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1967年3月16日，中央以中发96号文件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61人是“叛徒集团”。在这61人中，“文革”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的有22人。其中有5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们是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

　　1977年12月8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61人成员之一———王其梅的夫人王先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说：“由于我爱人的历史问题，我的子女在入团、入党、参军、就业等问题上一直受到影响。”王其梅曾任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邓小平熟悉王其梅，对他的历史是清楚的。

　　1977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申诉信上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和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批示后，批道：“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胡耀邦看了申诉信后，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做彻底平反“61人案件”的突破口。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反映的问题都一一得到了解决。

　　在随后为案件平反工作仍然面临种种压力时，邓小平再次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一封关于“61人案件”的申诉信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这样，中央组织部开始组织力量，全力投入到这个案件的复查工作中。复查组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于11月20日正式向中央写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其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向全党传达。

　　1979年1月15日，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李先念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邓小平送了花圈。这个长达12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案中许多被迫害流放到外地的同志，相继回到北京，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