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与专：不可偏废

　　学术周刊：我们知道，虽然您从事史学工作已经有60多年，但是这期间，您同时还担负着大量的行政工作，很多著作都得在“空余时间”完成，您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金冲及：相比大多数的史学工作者，我算是一个“特殊情况”，从1953年开始，中间经历了复旦大学、文化部、文物出版社、中央文献研究室，直到2004年，我才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自己可以支配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时间是有限的。在文物出版社，主要工作在考古和古代历史方面，与我原来所学、与近代史研究区别很大；在中央文献研究室除去单位的日常工作，还负责了好几部传记的研究和编写。在很长时间内，近代史研究成了“副业生产”，有时甚至被挤成“业余爱好”。现在史学研究发展非常快，不断出现很多新的研究成果，这好比参加赛跑，别人全力以赴，我只有一条腿在蹦，又力求不要太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时间就必须掂量着用。刚才我们说到要全面掌握资料，但是资料是个无底洞，有时要适可而止，无论是对自己的研究领域，还是对文献资料，都应有清晰的认识和选择。

　　学术周刊：那么如何选择呢？

　　金冲及：这需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博而不专是不好的：样样都知道一点，哪样都不能深入，浅尝辄止，最终一个问题也不能解决。历史研究是专业性的研究，是严格系统的思维训练。对研究的题目、基本资料必须都认真读过，有的要反复读，还要努力发掘能说明问题的新资料。不过，只强调“专”也会出现问题，现在有一种新的景象———博士不“博”。我自己也带了不少博士生，通常他们在大学阶段做论文时对某个题目产生兴趣，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深入研究，写出专题论文，到了博士阶段，更加一层一层追下去，研究领域越来越窄。比如研究近代中国大学，应该把大学的发展放在整个社会中分析，大学的变化源于社会变迁；反过来，大学又对社会包括培养的大学生产生社会影响。问题分析到这里还可以往下，可以专门写清华大学，还有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档案资料都十分丰富。这样做下去是个无底洞，对处于研究起步阶段的博士生来说，并非有益，“专”会成了“窄”。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一多相容，博与专不能偏废，先要把专的基本资料读好，到一定程度后，有了积累，还要能跳出来，获得广阔的视野。这对史学研究非常重要。

　　学术周刊：您能否仍以辛亥革命史研究具体谈谈如何对博与专不偏不废？

　　金冲及：我做辛亥革命史，首先要对辛亥革命本身的文献资料、著作有基本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不过，接下来我还读法国革命史，读了好几部，这还不够，继续读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史，如菲律宾。为什么？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跟辛亥革命作比较，一方面有相似性，可以看出规律；另一面有不同，可以看出特点。要是没有比较，只能就事论事，规律看不到，特点也看不到。

　　我1972年调到文物出版社工作，工作内容比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早了几千年，我像小学生一样地学，考古、陶瓷、青铜器、古建筑，一门一门学。我花一年的业余时间读了《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接着读二十四史，读了十四部。这些并不能说对专题研究有什么具体的用处，短时间可能看不出来，但时间一长，对于研究分析历史问题，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就好比对于一个心脏病人来说，硝酸甘油是必需品，直接针对疾病；但米饭馒头也需要，吃下去，好像说不出它作用在手臂上还是作用在哪里，但不吃却是不行的。史学研究需要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不是一辈子只集中力量做一个题目，各方面知识的积累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