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岁到9岁那两年，柳亚子遇上了一位患“爱国病”的老先生凌退修，他本是柳家老亲，又是柳亚子大姑母的公公，柳亚子称呼他舅祖父。

　　凌退修饱读诗书，中过进士，官至刑部郎中，曾在河南任过一任知县，因私自开官仓赈灾而被开缺回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凌退修忧心如焚，不几天狂吐鲜血，卧床不起。一位与凌退修相熟的老中医说，退修先生患了一种奇怪的病，姑且叫做“爱国病”吧。

　　当时，有名的大善士、苏州电报局长谢绥之前来探病。绥之和退修曾经一起在河南做官一起赈灾。儿媳就与谢局长商量，请他帮忙。第二天，苏州电报局有一封“绝密”消息发到凌公馆，说俄德法三国开始干预中日战争，日本若不就范，俄即出兵西伯利亚，德法二国誓为后盾。读罢电报，退修先生血不吐了，晚上还吃了大半碗稀饭，几天以后竟起死回生了。

　　与大姑母形影不离的柳亚子，亲眼看到了舅祖父从奄奄一息到起死回生的情形，也看到了舅祖父那种要死要活的“爱国病”的精神。

　　1895年5月的一天，一位探病的朋友无意中将一张包裹礼物的旧报纸落在了凌退修家里。报上登载着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凌退修看罢，立即口吐鲜血，旧病复发。临终之际，凌退修说：“我们中国，讲大体，讲远景，是不怕的……只是我已病入膏肓，不能像河南赈灾的时候，替国家再出一番气力了……”数日后凌退修就寿终正寝了。舅祖父那死不瞑目的情形使柳亚子终生无法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