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午，一回到驻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就被记者们围住。今年他并没有获得登上“最高讲坛”，在全体会上发言的机会。

　　在之前，迟福林曾三次大会发言，分别在2011年、2013年和2014年。三次发言的题目分别是《推进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政府转型》、《以政府改革带动全面改革的突破》和《以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重点深化全面改革》。

　　所谓“最高讲坛”，就是在政协全体会或常委会时，登台进行口头发言，即大会发言。尽管发言最长不能超过8分钟，但对于所有政协委员来说，每年三四十个“登台”发言的机会，是他们都希望能够得到的。

　　要讲哪些内容

　　政协大会发言分为书面发言和口头发言两种，每年政协全体会议，都会安排两至三次口头发言，每次十几个人。其余没有进行口头发言的，要把书面材料发给参会人员。

　　2009年通过、2014年修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大会发言工作规则》要求，大会发言要“围绕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议政建言，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工作规则还明确，要“通过大会发言，反映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新文化记者对近几年大会口头发言进行了梳理，发现在规则之内，委员们的发言涉及的内容很宽泛。

　　有高屋建瓴式的，如2011年，陈锡文的发言《必须把握农村改革的正确方向》，其身份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也有根治基层的，如2010年，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金晏山的发言《我替贫困地区村官说句话》。

　　口头发言的语言风格也不尽相同，很多时候都是个人风格的体现。2013年，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在发言时，就用了很多针砭时弊的口语，比如“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党风政风民风，就看‘一把手’吹啥风”等等，整个发言过程赢得了10多次掌声。

　　另外，还有8个方面的内容，不能被列入大会发言，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禁止的；委员对其所在组织、单位有关组织事宜和人事安排等方面的意见；进入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仲裁程序，尚未结案的；为本人或亲属解决个人问题的；宣传、推介作品、产品的；指名举报的；纪检、监察机关或审判、检察机关正在审理的违纪违法问题。

　　发言契合当时热点

　　这些大会发言往往言之有物，而且契合当时的社会热点。

　　比如2009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铁道部原副部长、工程院院士孙永福的发言《关于我国重大灾害应急机制建设的建议》，就是跟2008年汶川地震直接相关。

　　2010年十一届三次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的《促进结构优化调整应充分运用经济手段》和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原副主任宋晓梧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都是对宏观经济进行建言。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晓华的《充分激发民营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发言则是针对民营经济。

　　再比如迟福林2013年在大会发言时说，“这些年，一再强调政府职能转变，为什么仍不到位？关键在于，受权力结构不合理的掣肘。”发言中的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暗合政府工作报告部分思路。

　　从1993年全国政协会议开始，在会场会专门设立部长席，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部部长出席会议，当面听取政协委员建议，成为惯例。

　　从2000年开始，政协全体会议的委员大会口头发言，一般都会进行电视直播或网络直播，这让委员们的发言被更多的人听到或见到。

　　另外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开始阶段，政协大会发言是不限时的，但因为有些委员发言时间过长，为了让更多委员有发言的机会，大会发言时间被定在了8分钟。

　　制度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

　　大会口头发言制度，可以追溯到1949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在《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日记》一书中提到，（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宋庆龄等人依次发言。“竺可祯（桢）日记记下了每个人发言的准确时间，毛泽东18分钟，刘少奇14分，宋庆龄12分，何香凝15分，高岗18分，陈毅5分，黄炎培11分，李立三16分，赛福鼎连翻译16分，张澜11分，程潜9分，华侨代表84岁老人司徒美堂连翻译13分。 ”

　　书中还引用了宋云彬在日记中对发言者的评头论足：“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陈毅的最简单，也很得体。黄炎培的发言，既不庄严，又不松（生）动，令人生厌。程潜之讲词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应考末一名矣。宋庆龄讲话时，正雷雨大作，电灯忽灭，幸不久就亮。”

　　在“文革”那段特殊时期，政协大会发言制度中断。直到1983年，邓颖超倡导恢复了这一民主形式，当年有9位委员在会上口头发言。之后，口头发言人数逐年增多，申请人数也是“水涨船高”。

　　1998年，口头发言的机会有30多个，申请人数达到了460多人。

　　2006年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收到的发言稿878份，近十年来数量最多。2012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发言者最多，三场全体会议48名委员登上“最高讲坛”。2013年两场全体会议安排了32位委员口头发言，但收到的发言稿有629份。

　　2014年收到的发言稿有303件，48位委员登台口头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