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刚刚入夏，但北京气温已经超过35度。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不到100平方米的未名书院内，数十名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学子们却早已围坐整齐，等待一场由两岸著名国学名家楼宇烈和曾仕强两位老先生带来的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文化盛宴。

　　因为今年是近代史上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新文化运动”兴起100周年，同出生于1934年的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和台湾智慧大学校长、台湾交通大学教授曾仕强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畅谈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之道，在北大学子们看来别有深意。

　　简介：曾仕强，祖籍漳州，出生于福建，长于台湾。历任中学校长、台湾交大统务长、空大教务长、台湾当局“经济部”专业人员研究中心中国式管理课业辅导长。现任台湾智慧大学校长、台湾交通大学教授、成功杂志首席顾问、中国统一促进会理事长。

　　与外国相比中国文化更显博大精深

　　两位国学名家的对话，从一曲《泛沧浪》古琴演奏落声处开始。

　　“谈国学就不能不谈孔子，但我第一次接触孔子却是在英国。”曾仕强首先从自己求学经历拉开对话序幕。

　　曾仕强说，他年轻时是在美国学的行为学，因为那时候台湾一向都是以美国马首是瞻，这是那时代的毛病。

　　“可是我学了美国那套管理以后，感觉跟中国人的想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在实务上根本就行不通。因此我就到英国去，我发现欧洲人不像美国人那样，美国人很毛躁，而且满脑子都是快快快，这些都还不是他们的致命伤，美国的致命伤只有一个，就是只相信看得见的部分，根本就不相信看不见的部分。”曾仕强说，在中国，人们是相信动机而不相信行为的，因为行为都是由动机决定的，但美国却相反，不相信动机。

　　从美国到英国，曾仕强发现英国文化的内涵比美国丰富得多。

　　“而且我到英国以后有一个最大的感受，觉得孔子好像是生在英国似的，这不是玩笑。”曾仕强说，英国人约会到你家的时候，他真的不会进去。非要你请他三次才会进。当时我不理解，后来熟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说，这是他们给我一个准备整理家务的时间，大概整理完了的时候他们才能进去。

　　“而进来以后，只要你家里哪个地方稍微零乱一点他从来不看那个地方，这是孔子精神。”曾仕强说，而且他第一次接触到孔子也是在英国，“那次的接触对我的意识启发很大。”

　　据曾仕强介绍，英国有一个“灵魂研究社”，当时很好奇就去看了。“那个时候我还搞不懂，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叫灵魂，中国人叫心。可是这个心和唯心、唯物又是不一样的心。所以我们为什么总讲心法，跟唯心是完全扯上关系，后来我就慢慢感觉到一切都是一场误会。”

　　“什么误会？翻译的误会，这个翻译是何等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经常很草率地就翻译出来。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翻法。”曾仕强说，比如说，自然科学不应该拿来翻译“science”，哲学也不应该拿来翻译“philosophy”，这都是做错的。科学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怎么把“science”翻译成中文、翻译成学科而不是科学。自然科学还好说，可社会不应该是“科学”，如果“社会”跟“科学”一弄到一起，那这个人不就变成机器人了？还有，比如体育不是科学、音乐不是科学，你可以讲出太多东西跟科学没有关系，现在甚至有一些宗教也扯上是科学，这不就变成笑话了？

　　曾仕强说，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人文学科、艺术学科，其实世界上没有一门学问可以涵盖所有的东西，但是如果研究国学的话，也许一个“道”字，就涵盖上述学科了，这可能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曾仕强向在场北大学子们表示，近年来他往来两岸，很高兴地看到祖国各地到处洋溢着改革热情，也欣喜地看到很多地方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但常常听到一些人动辄就说要把当地文化整合起来。对此，曾仕强说，我不赞同文化可以整合，因为如果全天下都只有一种文化的话，那人类就可能灭亡了，“因为文化整合了它就没有负重、没有矛盾、没有阴阳变化。所以同样一件东西、同样一个制度，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和西方人看起来就是不同。”

　　简介：楼宇烈，浙江省嵊县（今嵊州）人，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5年9月起）、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1985年12月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89年12月起）。

　　中国传统百年间丢了许多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在谈到近100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发扬问题，无论楼宇烈还是曾仕强，都感慨万千，他们认为，100年间我们的传统出现了多个断层，属于中国真正的传统丢去不少。现在文化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重建全方位传统文化重在教育。

　　楼宇烈说，新文化运动是1915年开始的，我们经常把“五四运动”当成是新文化运动来看，其实“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高潮。而新文化运动则从1915年就开始了，在100周年之际，反思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问题意义重大。

　　楼宇烈说，80年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很多领域里面还都用“国”字来说的，比如说我们的绘画叫国画，我们的武术叫国术，我们的语文叫国文或者是国语，我们的历史叫国史，我们的医学叫国医，都含有这个“国”字，有一个比较强的意识。

　　“全世界没有人不尊重自己传统的，但我们有人把传统看成是坏的、旧的、落伍的。这是不正常的。一个是不好的习俗，与人性没关系，民族性和一般人的习惯也要区分开来。而我们爱把人性与习惯混为一谈。比如说中国人会随地吐痰。这是坏的习惯跟习性无关，是可以改的。继承传统最好的办法是实证，听了去做，做一阵子便能分出好坏。”曾仕强表示。

　　曾仕强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强国，经济、军事强大，还需要文化软实力的强大来配套。因此，他认为，近几十年来，没有哪个阶段比现在更需要中国壮大文化软实力的，但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往往不是去引进别人的文化，而是要继承与发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但前段时间有人说我们中国人有信仰危机，其实《道德经》讲的就是‘道’和‘德’，对于中国人而言，道德就是一种信仰。”曾仕强说，几千年来凝聚中国人力量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道德。如果说“道”就是大自然发展变化的规律，存在于天地之间，但它既看不见，也摸不着，那怎么办？所以老子说，道之在天地叫做道，在人身上就叫做德。人性是道赋予我们的，我们的表现合乎人性，合乎自然规律，就有德。有德之人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得道高人，因为他把道统统发扬出来了。在当今社会，由于价值观的混乱，导致道德的缺失，一些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道德的重要性了。

　　传统文化重建关键靠教育与信仰回归

　　“我们尤其要从教育入手，这100年来我们传统文化的断裂，其实最初是从教育开始的，就是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废除了所谓的读经运动。”谈到对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承上出现的部分消失与断裂，楼宇烈坦承，这是我们的教育方式造成的。

　　他说，几十年来我国整个教育都是按照西方的学校教育模式进行的，而我们自己传统教育基本都被废除了。楼宇烈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以怎么样做人为根本目的的，通过教育需要化民成俗，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习俗，所以不管你是读过书的，还是没有读过书的，这个教育都需要通过对民族的教育，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行为，所以它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基本上变成了一个知识性的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改变了，所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不能够真正地把握它的精神是什么了。”

　　而且西式教育给大家树立起来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就是所谓的“科学分析”，定量、定性的分析方式，非此即彼的分析方式。“这就是曾先生讲到的一个问题，西方人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但他们很难理解其实是里面有非、非里面有是，这个思维方式他们是很难了解的。”楼宇烈说，学生一旦形成这样的思维方式以后，他们就无法再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辩证思维方式———此离不开彼，没有彼就没有此，没有此也就没有彼，彼里面有此、此里面有彼，彼可能转化为此，此可以转化为彼。

　　“除了从教育入手，重建传统文化传承，另外一方面要从恢复我们传统的信仰来入手。”楼宇烈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讲到中国人信仰的缺失、信仰的真空，常常提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不知道传统文化中让我们信仰什么。

　　另外，在楼宇烈看来，中国要重建传统，必须从日常的生活中回归传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