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北京服务许多年，养老保险却是空白

原北京游泳队队员杨凯，2014年从北京队退役后踏入了社会，随即才发现对个人十分重要的养老保险，却因为运动队的管理疏漏出现了大麻烦，但运动队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杨凯是外地户籍的北京队队员，自然也就不是北京队的正式队员，退役时除了拿不到退役费之外，还面临着养老保险欠缴的问题。

杨凯2003年进入北京队，2006年达到了北京队在招收他时许诺的户口进京和身份转正的比赛成绩要求。按照北京队正式队员的事业单位职工待遇，到运动员退役时，养老保险在整个服役期间都视同缴纳，但非正式运动员没有这一待遇，因此，当杨凯退役后，他才发现，比自己晚进队的队友，只因为是正式队员，退役时已经视同有了好几年的养老保险缴纳记录，而自己的养老保险却是一片空白。

“养老保险的缴纳年限是与退休后的退休金直接相关的，我为北京队效力的这些年，不仅退役费拿不到，竟然连退休金都会受到影响，而当我去找运动队和木樨园体校交涉时，他们就一句话‘你不是正式队员’，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不能成为正式队员？是我的原因吗？根本不是我的原因，但为什么我却要承受这么多的损失？”

麻烦还不止于此，因为养老保险是个人社保的主要参照依据，没有缴纳养老保险也导致杨凯的社保记录为空白，退役后在北京生活的杨凯，如今买车、买房等一系列需要社保缴纳记录的行为都受到影响，明明为北京服务了这么多年，最后却是一切从零开始，杨凯为此感到不平的是，这一切恶果的起因都来自北京队，但为此埋单的却是个人。

运动员保障政策在执行中为何会有纰漏？

2006年艾冬梅等4名退役运动员状告教练王德显侵占财产一案，已经过去了9年，但运动员的个人权益被教练、领队乃至运动队随意侵占的情况仍未得到根本好转。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秘书长张笑世今天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运动员的个人权益被侵占的情况依然非常普遍，尤其发生在运动队招收的一些年龄很小的孩子身上，这些运动员的知识水平不足以保障个人的权益不受侵害。

但外界如何介入也是一个难题，因为这些运动队、运动员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外界如果想帮助这些运动员，如何收集证据呢？运动员自身因为知识水平所限和自我保护意识不足，即便成年了，也很可能缺少为自己获取有力证据的能力。

此外，在我国的专业训练体制下，对教练员、领队等运动队的教职和管理人员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运动员的工资卡以及相关福利、待遇的申请和领取，很容易被教练员、领队全权管理，我们不否认如果教练员、领队是一个好人，运动员的个人权益应当能得到保护，但我们也不能排除教练员、领队因为掌握着管理运动员的权力，从而便利、隐秘地侵害运动员个人权益的可能性。张笑世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

针对运动员屡屡遭受的待遇不公问题，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体育法学专家马法超今天向记者表示，运动员保障的问题以往可能比较多见。但到目前为止，国家已经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来保障运动员的基本权利，保障范围涉及到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医疗照顾、伤残抚恤、职业辅导、退役安置、困难帮扶、学习资助、创业支持、聘用管理、奖励表彰等多方面，应该说比较完善。可问题在于，就退役后的补助而言，享受此待遇的仅是体制内的正式在编运动员，而试训运动员享受不到这种待遇。

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委2007年颁布的《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规定，根据运动训练的特殊性，体育行政部门在办理优秀运动员聘用手续前，可组织一定规模人员进行试训。但同时也规定，试训时间原则上不超过一年。但实际操作中往往三年五年都有，这也是政策执行中出现的纰漏。

本报记者 慈鑫

本报北京11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