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问题成为近日举行的政协北京市十二届四次会议上委员们热议的焦点问题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次会议上，委员提交的涉及雾霾的提案就有１０多件。委员们对治理雾霾的讨论多集中在优化燃煤结构等技术层面，同时，也有不少委员对治理雾霾的体制机制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现有红色预警机制缺乏弹性

２０１５年冬，北京两度发布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依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规定，空气质量指数在２００以上为空气重污染，预测空气重污染将持续３天以上就需要启动红色预警。

对此，北京市政协委员朱良、张毅均在提案中提出，目前红色预警启动条件缺乏弹性，导致出现采取红色预警措施与实际污染状况并不吻合的情形。“在某些不利的气象条件下，可能预测污染将很严重却达不到３天，或者预测将达到红色预警条件却是在好几天以后，这种情况下还不能立即采取红色预警措施，甚至也不一定能进入橙色预警，只能等待污染物逐渐积累。”朱良说。

“启动红色预警后的应急措施缺乏弹性。”朱良认为，一旦达到启动红色预警条件，“中小学、幼儿园停课”等防止人群受害的建议性措施，可以在污染达到重度污染时再实行，不一定需要提前２４小时实行；而“机动车单双号”等防止污染加重的强制性措施，倒是有必要提前一段时间就实行，特别是当污染主要是在本地逐渐积累的情况下，更应提前采取减排措施，控制污染物积累。

张毅建议，气象部门需要提高预警质量，将产生预警等级的可能性及时报告市政府并通知市教委，以便尽早作出安排。朱良建议修改《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在现有等级的情形下，增加“准红色预警”等级，并对发布条件、启动时间、发布和解除程序、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等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已经预测将出现很严重的污染，但还不能触发红色预警的情况，可以提前采取红色预警强制性应急措施中的几条或全部，提前控制污染物的积累。

对此，北京市环保部门回应说，在第一次实施红色预警后，环保部门就发现现行应急机制存在一些问题，目前相应的调整修改正在逐步推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