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益友

1948年夏，我在印尼坤甸中华中学读初中二年时，时为国民党员的校长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刊，还命令搜查一些思想倾向进步的学生书桌，我是被搜查的一员。同学们很气愤，不少人打算退学。

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便写信向司马文森反映了这个情况。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他没有支持我退学，也没有鼓励我们和反动校长作坚决斗争，反而希望我要珍惜读书的机会，不要轻易退学，要我相信学校中还有很多心地善良、有正义感的老师和同学，相信社会上有很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语气极为平和、低调。果然，在进步侨社的支持下，训导主任宋庆玉另组新的中华中学，我们得以继续读完初中课程。

1950年初中毕业前夕，我汇款给司马文森，请他帮我在香港买一本精致的纪念册，并恳请他题写赠言。但在收到的纪念册上，司马文森并没有给我题写赠言，而是附了一纸简单的信：“黄新聪同学，你要的纪念册，我帮你买了，你要我题写赠言，我想就不必了，你还是请你的老师和同学题写吧，他们给你的赠言才是最宝贵、最永恒的。”信末给我留下他在香港九龙的地址和电话，约我会面。

同年7月我回国路过香港，住在港岛一处专门接转归国华侨学生的接待站。接待站严禁归国华侨学生外出，以防国民党特务的绑架劫持，我几次要求去九龙弥敦道拜访司马文森均未获准，最后只好打电话给他。在电话中，我同司马文森简单交谈了几句，他鼓励我要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学习和工作。年底，我参军离开广州，就和司马文森失去了联系。

1956年国庆节刚过，我到北京出差，遇到从印尼回国参加国庆观礼的《黎明报》总编辑张世成。张世成说，他回国时在大使馆的欢送会上，文化参赞司马文森特意向他打听我回国后的情况。当得悉我在东北航校工作，司马文森风趣地对张世成说：“他当年读了沙平的《少年航空兵》（沙平为胡愈之的笔名），幻想当新中国的航空兵，现在投笔从戎，当了新中国的空军战士，算是圆了他的‘少年梦’。”

没想到，失去联系六七年后，这位未曾见过面的启蒙老师，指引我走上写作和人生道路的人，还能记住我这个海外青年学生。

（作者系《羊城晚报》原国际部主任，印尼归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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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文森(1916～1968年)，原名何应泉，泉州东街人，我国著名作家、杰出侨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申报》《作家》等报刊发表多部揭露现实的短篇小说。

抗战时期，司马文森先后在上海、广州从事救亡宣传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把港澳和南洋的进步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并为解放区输送新生力量。其间，司马文森撰写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和小说。

1949年，司马文森随流寓香港的著名诗人柳亚子、文学家茅盾等人北上，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并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为此连续创作《新中国的十月》《会师记》等反映新中国成立的报告文学集。

1955年夏，司马文森奉派出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文化参赞，1962年底回国后，担任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西亚、非洲司司长。1964年，司马文森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