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慢慢来，代代传

采访单嘉玖老师前后一共5次，她讲的许多细节印在了我的脑子里。她说她当年陪父亲去展室看展览，父亲若是拄了拐杖，进门前必将拐杖放到屋外的台阶上，“父亲跟我说过，他年轻时见到的老先生们都是这么做的，检查文物时都会把拐棍、雨伞搁在外面，生怕碰到文物。这算是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

有一次，一起采访的同行问单老师，“你修过的最有名的最有价值的书画是哪幅？”单老师慢条斯理地说，“对修复师来说，每幅书画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可比性。你所说的那些国宝级的名画，现在都有良好的保存环境，轻易不会再修。但一些并不那么有名的画，也都是经历了岁月的侵蚀、战争的流离，还有各种不可避免的损坏，才有缘与我们相识，它们也反映着画家的精神世界和当时的艺术追求，承载着过去的重要信息，在我们眼里也都是宝贝。”

还有一次，另一位同行和单老师商量，想用一周时间拍摄一下书画修复的全过程。单老师说，书画的修复不可能在一周之内完成，有时你过3个月再来，也许还没有多少进展。

单老师这种观念在年轻人那里也得到了印证。喻理和陈文佳都是年轻的书画修复师。喻理是研究艺术史的，看过的名画不算少，可是他天天要做的也只是修复各种原状陈列的贴落。“就像医生最重要的是要把病人的病治好，哪有挑病人的道理。”

有一次我问陈文佳，现在书画修复中有没有什么高科技的手段可以用。她瞪着大眼睛说，“故宫修复的书画，可不是实验品，我们平常修复前都得要预判修复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想补救之策，而且每一步尽量可逆。新的技术，你敢直接用在这些书画上吗？”

第一次采访是4月14日，第五次去已是6月2日。

4月14日，单老师要修复的一幅手卷还在全色，6月2日，这幅手卷已经装裱得差不多了，天头、隔水都已补全。

4月14日，我看着单老师对一幅来自景祺阁、将用于太上皇宫展的宫廷画作进行揭背，由于原来的背纸太糟，她不得不用手指一点点地摩、搓，6月2日，她的徒弟喻理已经开始对这幅画进行全色了。

4月14日，陈文佳正在给一幅画全色，6月2日再去时，修复还在进行。

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快，而对修复室里的他们来说，时间停留在每一个不急不躁、修复书画的细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