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我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生死以之,奋斗到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却了我终身的愿望。”

1979年4月8日,我的祖父许德珩在参加中共中央统战部为他举行的入党仪式后回到家中。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到书房休息,而是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严肃地对我说了这番话之后才起身走向书房。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对执政党的批评此起彼伏。祖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年已89岁高龄。

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我的祖父深思熟虑后做出一个决定,再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是需要介绍人的,邓颖超同志知道后毫不犹豫地在我祖父的入党申请材料上写道,“我与许德珩同志从重庆时期开始共事,我对他的情况完全了解,他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我愿意介绍他入党。”

但祖父与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那时,他与几名“五四”健儿共同创办了《国民》杂志,也就是这份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杂志刊登了《共产党宣言》。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祖父以教授的身份推动“一二·九”运动,被当局以“共党首要分子”的罪名逮捕入狱。面对审讯,他慷慨激昂地说,如果爱国有罪,我愿坐穿牢底。

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与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和邓颖超等中共参政员一道反内战、反独裁。受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鼓励,他发起了九三学社。但就是这样的行为,我的祖父被国民党右派讥讽为“共产党的尾巴”。祖父并没有解释什么,但他私下里告诉了我他当时的回答,“我不是共产党的尾巴,我是共产党身上的一根毫毛。”

到了1946年,祖父是北大复原后第一个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教授。在北京大学最大的教室里,祖父对数百名学生说:我在北大毕业后到法国勤工俭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我接触了许多社会学家,念过孔德等人的书,后来读了马克思的书,才真正找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他在黑板上写下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并给大家念了一遍,然后说,我讲的社会学,就是以这段话作为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建党40周年前夕,祖父赋七律两首以志庆祝。在这个重大节日,数十年来加入

中国共产党的愿望鼓励他给水产部党委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向您们写这一短简的申请书,诚恳地表示我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志愿,请您们加以考虑。我不能再站在党的外面,而应当参加到组织里面来,受到更多的、更严格的教育,加速自我改造,把我晚年有限的时间,以至全部的生命贡献给党、贡献给人民革命事业。”

祖父去世后,党中央给他的评价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祖父一辈子的追求。

再来讲讲我家的第二位共产党员,我的姑父邓稼先。

1985年秋,我的姑父,中共中央委员、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邓稼先躺在301医院的病床上。他忍着病痛,向院党委要来了整党学习材料。

认真地学习之后,他亲手写下了一千多字的学习体会,表达了他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的感情。他在《党员登记表》上写道:自己虽身患癌症,但矢志不移,尽量做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努力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贡献自己的力量。

院党委的同志们看到材料后,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如果党员都像老邓这样,哪里还用得着整党!

我的父亲许中明,他1950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从事广播电视科技工作五十年,曾经担任第五届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秋,在一次关于时代精神和青年思想工作的座谈会上,他发言说,我们应该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建设我们的国家。

当时,我觉得父亲的发言不太合时宜。随着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我越来越感觉到父亲这个发言的中肯和重要。历数此后二十多年来落马的贪官,哪个不是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哪个不是忘记了艰苦奋斗的本色?

我记得17岁的马克思曾经在他中学毕业论文中写道:“我们在选择职业时所要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

而我想以我祖辈和父辈的生平告诉大家,共产党员的人生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