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坚定的信念影响我一生

黄新在介绍客厅一侧的一个房间时，不失柔情地说：“那是我老母亲的房间，今年她已经101岁了！”

黄新的母亲周泽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青年时代曾就读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外语系，日本侵占南京前，她毅然放弃学业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先是任战地记者，194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2月加入新四军。自此便是革命的一生。

2015年“七一”时，为了庆祝党的生日以及自己的百岁寿辰，老人家专门用工资交了一笔特殊党费，希望能为党再尽点心、做点事儿，并写诗《百年心愿》抒怀：

耄耋忆岁月，醒来更恋晨。

昔日战凶顽，只唯主义真。

今圆中国梦，更靠党指引。

任重征程远，老妪已黄昏。

捧上薪一把，略表寸草心。

如诗中所言，老人家是一位对共产主义有坚定信念、对党和国家抱有深厚感情的老战士。

黄祖炎烈士牺牲时，周泽年仅35岁。带着五个尚未成年的儿女，母亲不仅没有向组织伸过手，而且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部队开始精兵简政，女同志基本都要转业到地方工作。考虑到周泽的家庭实际情况，组织决定让周泽继续留在部队工作。在她看来，接受组织的特殊照顾不符合党性原则，她毅然写报告主动要求转业。得到批准后，她被分配到山东省委组织部高教部工作，行政级别为15级。

让当年的黄新不理解的是，按规定保留部队原工资待遇的母亲，因为工资比部长高，居然打报告请求组织降薪！她要求与地方同志同工同酬。这一次，组织没有批准，因为这是国家给予她的转业干部待遇。没想到，执着的周泽连续三次追加申请，终于如愿把每月工资从160元左右降到80多元。

每月减少一半的收入，对于当时的一个多子女单亲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虽然周泽总是悄悄省下自己的食物给儿女，但衣食不保的情况下，黄新兄弟姐妹个个都营养不良、轻度浮肿。面对长子黄新的不理解，母亲这样解释：“那么多先烈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想想他们，我们作为幸存者已经很好了，应该知足了。”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黄新逐渐明白，母亲想靠自己努力，多做一些对党的事业有益的事。无论多么困难，她从内心热爱党，对党的忠诚始终如一。

“还有一件事儿，我很久难以释怀。”黄新回忆说，1960年初，有关部门决定要将另外两位烈士的骨灰安葬在英雄山，周泽听后觉得是件好事。但她没想到的是，组织要将黄祖炎的墓地从山顶下迁，与其他两位烈士列为一排。

“中国传统的风俗中，死者为上，入土为安，迁坟是一件常人不能接受的事情。况且，许世友将军带领大家亲自把父亲葬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曾在父亲的墓前祭扫，如今要把父亲的灵柩挖出来迁移，他怎么安息？我们亲人如何安心？”让当时已是初中生的黄新不能理解的是，当有关部门前来做工作时，母亲当即回复：服从组织决定！

为此事，黄新一度对母亲的“软弱”不满，但母亲告诉他：“我们宁可违背世俗也不能违背组织意愿，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原则，你父亲会理解的。”

“这就是母亲的党性。”父亲早逝，黄新受母亲的影响更为深刻、直接，母亲以身作则地教他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说起母亲百岁时交特殊党费的事，黄新很是自豪，而在他这么多年的党员生涯中，也多次交过特殊党费，为抗震救灾、为“春蕾计划”的女童教育……他还曾拿出20万元的稿费，在父亲出生和战斗过的赣南南康捐建了一所祖炎希望小学，后来又捐建了电教室、文体用品，并设立了祖炎奖学金。黄新还曾协调将一架退役的军用飞机捐给老区，置放在公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项目供市民参观；也曾联合一位企业家，为老区捐赠价值50万元的医药用品……

当记者问起这些事，黄新连连摆手。他说，作为红军的后代，作为戎马一生的军人，为革命老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是应该的，他不愿意宣扬。母亲早就教育他，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应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勇于奉献、无私忘我，个人的荣誉和名声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何父亲没有烈士证书。母亲说，父亲牺牲时大家都很悲痛，事情也多，没来得及办，后来她转业到地方工作，不愿意给组织添麻烦。担心我不能理解，母亲又说，你们的爷爷和几个叔叔都是为革命牺牲的，他们都没有烈士证，而且老区无数的革命先烈也没有烈士证。”

这就是母亲，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