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盘街，因为辛弃疾和左宗棠曾经在此屯兵扎营而得名。1950年至1952年，这里成为长沙城最热闹的去处，因为湖南各地年轻女性纷纷被招收女兵进疆参军的布告吸引而来。郑佩兰就是在那报名参军。

“我报名时家里人都反对，因为1952年我刚满15岁，是家里的‘满妮’（湖南方言，意为小女儿），都舍不得。”郑佩兰说，那时父亲已68岁，母亲也已50多岁，但她“铁了心，非要去”。

为此，母亲把行李藏到邻居家，父亲把她锁在屋，但她还是“逃”了。“我和另外一名同学一起报名，她出被子，我出床单，我俩卷着一床铺盖就走了。”

“在路上走了两个月才到新疆，坐在解放车上，风呼呼地吹，我们就一路唱歌。”郑佩兰说，那时女兵们都把头发盘在帽子里，没有帽子的就用毛巾裹着头，扮成男兵的模样，一有情况，就端起手中的洋伞，虚张声势，躲避土匪袭击。

来到新疆后，郑佩兰被送到当时的新疆公安干部学校，学习维吾尔语，她是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培养的第一批维吾尔语翻译人才。随后，又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公安处工作。

选择来疆，郑佩兰不后悔。“来疆前我没多少文化，只能在家围着锅台转。”她笑着说，“是党培养了我，来到新疆，我才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刘玲玲：“把国家的事看得大大的”

1952年报名参军时，长沙姑娘刘玲玲刚满14岁。从此，潇湘烟雨中那个与荷花、青瓦或臭干子有关的老家渐成记忆，大漠风沙中的地窝子成了她的新家。

“上初中时我在学校文工队慰问过抗美援朝伤残军人，听了他们的故事后，就一心想参军。”刘玲玲看到招兵告示就坐不住了。尽管当时她已经考上湖南湘雅医院护士班，但立刻决定不上了。为了去参军，她骗母亲“是去湖北参军，三年以后就回家”。

辗转到了乌鲁木齐，上级说要送她们去学习。“当时做了几道数学题，是一元一次方程，嘿，没想到，这就被分配到八一农学院。”

在那里经过两年的学习，刘玲玲被分配到121团当农业技术员。“那时候，我们把国家的事看得大大的，专挑最艰苦的地方去。”刘玲玲选择了距离团部15公里外的一个偏僻连队。

因为掌握棉花技术，刘玲玲被大家称为“棉花姑娘”。一次，她在团部机关开会，吃完晚饭已经傍晚9时多。当时是8月，棉铃虫爆发，为了赶回连队治虫，她摸着黑，走路回去。

“远远地，我看到两点绿光，原来是狼！”刘玲玲站在那里，双腿像是灌了铅迈不动步。

“我当时想，我才18岁，党培养我这么多年，我不能死啊。”紧要关头，她见一个老乡提着马灯走来，原来是给棉花地浇水的。“我大喊救命啊，老乡发现了我，狼被马灯吓跑了。”

刘玲玲说，湘女不讲条件，不会享受，只比谁工作干得好，“啥也不求，要是领导表扬一句，能乐上一个月。”

干过民政、计划生育、教师，刘玲玲多次改行，但行行都要争第一。她先后获得过兵团先进工作者、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称号。“谁让我是个湘妹子嘞。”她笑着，像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