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制度、政策、法律问题。资本市场的制度、政策、法律是股市运行的最高的游戏规则，其基石是公开、公正、公平。公开、公正、公平的核心是信息发布是否及时、完整、准确。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前提是信用建设，没有信用的股市容易形成“乌合之众”的股市，投资大众的情绪容易为“噪声”干扰，容易为少数知情者操纵。信息透明的核心问题在于，上市公司在上市前、上市中、上市后的信息发布是否及时、完整、准确。最近，对上市公司的有关重组、定增、购并等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以信息披露作为依法治国在股市中的主要手段和体现，做到依法治市。资本市场要想实现资源优化和价格发现的功能，涉及到价格引导问题，例如某个行业的股票价格越来越好，那么，人才、资金、资源等就向这个行业集聚。影响股价的因素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还可能包括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种信息。

因此，只有及时、完整、准确的信息发布，投资者才能做出风险自负的投资决策，人才、资金、资源根据价格信息才能通过市场之手进行调配。中国资本市场要真正实现价格发现与资源优化这两大功能，需要上市公司严格按规定进行信息发布。如果法律规定，对违背信息发布相关规定进行严重惩罚，违规者不敢违规的话，那么资本市场的秩序就会好得多。信息发布准确、及时、完整，这是监管机构重点抓的方向。这个牛鼻子抓住以后，价格发现和资源整合就有基础，政策和法律就有落地的地方。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信息发布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资本市场的正常发展就有了必要条件。

同时，中国资本市场处于“新兴+转轨”的环境中。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大背景是国际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过程中，国际市场的风吹草动直接影响市场稳定。

四是经济或市场周期位置及供求关系。笔者认为，当前正处于周期运行的末端，复苏有可能在众人均不看好时，因政策的反向作用而启动，因此对A股的运行会起正面作用。衰退的极点是复苏，包括商品、货币和资本品的供求关系，均可能出现正向的情形，这从PMI开始反弹可以透露出信息。虽然在产能过剩条件下商品供求总体是供给大于需求，货币供应增长不低，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引导货币从金融体系游荡转向进入实体经济。在依法治市前提下，公司上市、增资等方面信息披露要求越来越严格的背景下，资本品供应某种意义上放慢了。

第五是估值问题。从国内范围看，新旧产业市值比重大体是3:7，创新型产业大体创造新的价值70%，中小板与创业板市值占两市总市值的30%左右，基本反映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经济体的比重关系。但是从估值看，新兴产业估值与传统产业刚好相反，传统产业平均估值10-15倍，新兴产业平均估值则55-70倍。如果单纯从市盈率角度看，新兴产业似乎有泡沫嫌疑，如果从价值创造的前景看，一些传统僵死企业可能更是泡沫化，因为它不创造价值而吞没毁灭价值。

根据劳动价值论，新旧经济相比而言，一种能够创造新的价值，另一种传统很难创造新的价值。在中国，在审视资本市场时，还需要讲社会价值。当然，传统产业即使不创造价值，仍然可以通过改革创新来实现其脱胎换骨，比如利用信息化，对管理、技术、市场、产品等进行创新，通过创新把传统的东西变成新兴的东西。一旦传统产业通过政策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实现市场创新，传统产业就升级成为新兴产业，其估值会重来，这或许可解释当下国企改革成为主题投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