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厂取土堆

1979年冯汉骥的遗作发表时，距离月亮湾遗址被燕道诚父子挖掘已经整整半个世纪。除了有限的几次考古发掘，其他的出土文物大多是被燕道诚父子一样的当地农民在劳动中无意间零星挖出，被当成“意外之财”。当地人鲜有文物价值的概念，更不会把他们祖辈生活、劳作的这片土地看成文明遗址。

今年已88岁的文物工作者敖天照对此深有体会。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广汉县文化馆工作，却对三星堆知之甚少。直到1973年被送到湖北，参加为期一年的长江流域考古培训，这位广汉的基层文物干部才知道身边文物的重要性。

那次培训的讲师中有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严文明听说敖天照来自广汉，当时就点着他说：“你从广汉来，你要注意哦，你们那里的三星堆很重要。”敖天照至今依然记得当时严文明说这句话时认真的语气。

1975年，培训归来的敖天照马上去找“很重要”的三星堆。此前，他甚至不知道三星堆究竟在哪里。

找到三星堆，敖天照更揪心了。

三星堆旁建起了一座砖厂。被考古工作者视为重要遗迹的三星堆，却被砖厂当成了三个最便捷的天然大土堆，正源源不断地取土烧砖呢。

现在划定的三星堆遗址区，跨越广汉两个镇的七个村子。敖天照说：“三星堆属于中兴公社范围。公社就利用三星堆的土堆取土，办了个集体砖厂。挖出的陶片被成堆扔在一边。我一看，陶片年代应该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火候不高，手感比较软，器形也比较原始，说明时间很古老。”

当年年底，敖天照写了一份紧急报告，同时带着砖厂工人挖出的三星堆的一些陶片，找到四川省文管会。

“我呼吁发掘三星堆，我说你们赶快派考古队下来。那时候盼考古队就像盼救火队。”敖天照说。

但是，敖天照并没有立刻盼来三星堆遗址的“救火队”。他只能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在月亮湾老乡家里，四处收集砖厂挖出的三星堆文物。

村民偶尔挖到些玉石制品，原始的样子并不让人觉得珍贵。1978年，敖天照听说有人几年前发现了一坑颜色漂亮的“鹅卵石”，已经散落各家。他走村串户去收集，“一看就是人工打磨过的磨石”。村民们把“石头”留在家里“给娃娃耍”，听说有文物价值，也相当配合地上交了。

真武村4队在挖沼气池时，敖天照生怕糟蹋了地里文物，在一旁盯着看，给大家宣传“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在这里活动了，他们还没有铜器，就用石斧头砸东西”。村里一位大妈听到了说，“我家有一个磨过口的石片，还很好用”。敖天照到她家一看，“是一把十几厘米的石斧”。他给大妈拍了照片，奖励她1块钱。

敖天照说，他并没有购买这些文物，都是用很少的钱，作为上交文物的奖励给了老乡。他把收集来的上百件文物，暂时存放在广汉县房湖公园内一处闲置的空房子里，他自己也居住在附近。

敖天照如今还收藏着不少村民“献宝”的照片。所幸，早年散落民间的许多三星堆遗址文物，后来大部分被追了回来，保存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内。

1980年春天，砖厂取土导致三星堆严重破坏，三个堆子仅剩了半个。四川省文管会终于将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真正的“抢救性”发掘开始了。

“四川省考古队进驻三星堆遗址，就是从工人的钢钎下‘抢’文物。”敖天照说。

“村民们还是很淳朴的，很配合。”敖天照回忆，但是当地要发展经济，砖厂不愿向考古队妥协。敖天照和四川省考古队队员陈显丹一度追着砖厂厂长跑，厂长最后说：“这里也不能挖，那里也不能挖，你们倒是给我圈出个可以挖的地方来！”

四川省考古队划了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面积，但考古队都已进场，砖厂却照样取土烧砖，时不时地跟他们抢地盘。几处后来被确定为城墙的遗址，也被砖厂取土，挖了不少。

考古队在三星堆争分夺秒的抢救性发掘，发现了龙山时代和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陶片标本。

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考古发掘。经过反复的考古调查，考古队确定三星堆遗址的范围约在十二平方公里以上，应当是四川迄今为止发现范围最大的一处古文化遗址。

三星堆的发掘工作，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星堆的砖厂，并没有因为国家文物局的考古项目而迁址，甚至都没有停止从三星堆取土。不过，砖厂对考古队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开始配合考古队工作，取土时挖出的文物或者线索，都会马上上报给考古队。

三星堆遗址考古最重大的突破，被砖厂工人两锄头挖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