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高速拦车救狗行为”可以显著影响狗肉的供给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于大部分运狗车司机来说，他们因动保人士的行为而放弃这份工作的可能性是较小的。因为相比较转换职业的成本和难度，他们应对被拦车的风险的方法更可能是加强运输过程车的外表的伪装或者其他方法，降低被动保人士辨识出来而引起麻烦的可能性。而且因为被拦的概率较低，甚至没有引起部分司机的关注和保护意识。

所以，“高速拦车救狗”对狗肉消费的需求和供给都只有非常有限的影响。甚至不能让我们重复供给降低价格抬高的逻辑，只能得到一个这种行为对狗肉消费市场似乎没有什么影响的结论。

而从长期来看，“高速拦车救狗”的行为特别是“职业拦车救狗”则是殆害无穷的。

就“高速拦车救狗”本身而言，动保人士俨然成为了执法团体，强制干预合法的自由交易。而且我们注意到，运狗车司机的合法权利无法被真正的执法者保证，违法者却从未受到法律制裁。实际上很多时候，由于警察的首要目标是维护稳定，则形成了“法不责众”的局面，这向社会传递了一个十分消极的信息——法律在面对人数足够多的群体犯罪，有时不能起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作用。不仅对于狗肉消费市场，而且对于各行各业市场的参与者来说，都构建了一个恶劣的隐形规则。

合法的交易不一定被保护，法律无法限制道德运动的活动范围，这便大大提高了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因为需要防范遇到被“高速拦车救狗者”侵犯私有财产和其他合法权利的可能，就必须要有额外的应对对策，从而产生了更高的交易成本，降低了市场的效率。我们一直在说政府应该放松对自由市场的干预，但是放任民间团队充当“看得见的手”，说不定会对经济活动造成更大的危害。

而“职业拦车救狗”则从另一方面同样对市场有着显著的消极作用。我们再回顾一下另外一个困扰全中国人的道德难题——“老人跌倒扶不扶”问题。如果回到2006年11月20日“彭宇案”发生之前，对于大部分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容易选择的问题。但是2006年以来一系列的“扶老人被讹诈”的事件，以及一部分“职业碰瓷人”的推波助澜，中国人对于“扶跌倒老人”似乎产生了一种神经质般的恐惧心理。最近安徽又发生一件疑似大学生扶老太被讹的新闻，似乎又让民众向选择“坚决不扶”近了一步。

为什么大家现在对扶不扶跌倒老人扶不扶非常犹豫呢？因为扶老人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人们却无法判断倒地的老人是否会对其进行讹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人们的损失期望不断提高，高到一定程度以后，人们就会倾向于不去扶跌倒的老人。这样的后果是什么，老人倒地无人扶，甚至造成老人因此死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