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再部署、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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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鸣 郭红松 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中指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是对全党提出的要求，也是全党的共同任务。同时，准则稿、条例稿都强调以高级干部为重点，主要考虑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而抓好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是关键。把这部分人抓好了，能够在全党作出表率，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与普通党员干部相比，高级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中的‘重点’和‘特别’群体，权力更大、位置更重要，影响力也更大。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中的‘重点’和‘特别’群体必须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为全党作出示范。”日前，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标准更高，要求更严、更具体

一个时期以来，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了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提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六中全会中审议通过的《准则》《条例》，专门对高级领导干部作出明确的、有针对性的规定。其标准和要求要远远高于对普通党员、普通干部的要求。”辛鸣说，“换句话讲，对于高级干部的标准更高、要求更严，而且更加具体。”

标准更高，就是要求普通干部做到的，高级干部必须首先做到；有些要求对普通党员来讲可能是“选修课”，但对于高级领导干部就是“必修课”。

要求更严，普通党员干部在某些方面出现失误、犯了错误，经过批评教育接受教训后，可能会有下不为例的机会。但对于高级干部来讲，没有讨价还价，没有情有可原，更不可能下不为例。

要求更具体，高级领导干部不能只要求自己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不仅要管好下属，还要管好自己的家人、亲友以及一切与其有相对密切关系的人，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等等。比如，《准则》明确提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党的领导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党和国家、是人民群众花大价钱培养起来的。领导干部级别越高，下属越多、同僚越多，关联面越大，如果出了问题会带坏一大批人，影响更大一批人，祸党害国，削弱党的战斗力，腐蚀党的执政基础。”辛鸣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严肃查处的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高级领导干部腐败案件，就是深刻教训和警示。

八项规定是党的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辛鸣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高级领导干部在发挥带头表率、以上率下方面，一直就有好的传统。“这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人民群众之所以拥护共产党，就在于人民群众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身上看到了这个政党的伟大、正气和力量”。

辛鸣说，比如，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毛泽东同志要求子女树立平民思想：“靠毛泽东不行，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去努力、去奋斗。”周恩来同志给家人定下“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等“十条家规”。这些都为干部培育家风树立了榜样。

《准则》提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党的各级委员会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凝聚智慧和力量，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对此，辛鸣说，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发扬党内民主、改进作风的重要内容。比如，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江西寻乌作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和《寻乌调查》两篇著名论著。1961年，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率中央工作组赴河南长葛，历时四个半月搞调查研究，堪称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八项规定到反“四风”，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党风廉政建设紧紧抓在手上，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标本兼治、驰而不息，党风政风为之一新，社风民风为之一振。

在辛鸣看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得党心民心。“八项规定的力量就来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用行动发号令，以身教作示范，为全党树立了加强作风建设的光辉典范。八项规定是党的建设史上一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