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公告，寨卡病毒危机被暂时解除了。然而，这并不能完全消除人们对疫情的担忧；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和中国农业大学的科学家团队的最新研究发现寨卡病毒可能导致睾丸损伤（《细胞》），这意味着与寨卡病毒的战役远未结束。

掐断媒介，控疫于未然

近年来，世界各地持续爆发了各类疾病疫情，给人类健康带来了极大威胁，各国的卫生防疫系统遭遇着巨大挑战，大量财力、人力耗费其中。在今年北京举行的2016世界生命科学大会上，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康乐教授接受专访时表示，应该将疾病防控的战线前移，去控制传播病毒的媒介昆虫以将疫情消灭在萌芽状态。

“我们不仅要重视治疗疾病的药物的研发，同时要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过去的治病转移到防病，重视对传播疾病的媒介昆虫的防治。”康乐认为，通过对疾病媒介昆虫的控制，可以将疾病的大爆发控制在更前期的状态，而不是等到疾病大爆发之后再去治疗，这样会更容易，同时可以节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

除了最新爆发的寨卡病毒，前两年爆发的登革热疫情，以及疟疾、黄热病等，与传播疾病的媒介昆虫均有着密切关系。寨卡病毒主要就是依靠伊蚊叮咬在人群中传播的，虽然美国有报道过寨卡病毒通过性行为传播的例子，但那只是极少数的情况。因此，消灭蚊子成了控制寨卡疫情的最重要手段。伊蚊是凶猛的刺叮吸血者，除了寨卡病毒，黄热病、登革热等均是“拜其所赐”。2014年，中国登革热发病超过4.7万例，为近20年来最严重的一年，多集中在广东地区。

疟疾则是人类社会长期抗争的重大传染疾病。康乐指出，“纵观100多年的诺贝尔奖历史，既有5次以上是直接或间接授予与疟疾控制相关的研究工作。”可见人类社会对于防治疟疾的重视程度。屠呦呦的获奖便是在于青蒿素对于防治疟疾的突出作用。虽然，现在疟疾在中国的发生已经控制在很低水平，但在解放前我国每年至少有3000万人患上疟疾，在解放后也曾发生过3次疟疾大爆发。在全球范围每年的疟疾病例仍达2亿左右，每年约有60万人左右因此丧命，尤其在非洲地区。所以，防治疟疾仍然是一个长期工作。而按蚊是传播疟疾主要媒介，控制按蚊对于控制疟疾传播至关重要。按蚊在潮湿、温热的低海拔地区繁殖旺盛。在海拔超过2700米的地区则一般无疟，因为按蚊不能孳生，如在青藏高原。

生物防治，特异性杀伤

随着国际化交流的不断加强，昆虫传播类疾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变得更为危险，很多起源于非洲和南美地区的热带疾病现在一旦爆发，均有可能短时间内在全世界传播。这对于我们的防疫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我们用新的技术手段高效控制杀死疾病媒介昆虫。

康乐指出，“我们想要消灭掉某类蚊子种群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环境卫生，让蚊子携带疾病的可能性降低，大大降低带毒蚊子的比例和传病的可能性，这是完全可能的。”

而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生物防治技术成为高效消灭疾病媒介昆虫的重要手段。相比于传统的广谱性杀虫剂，生物防治技术能高效特意地杀害目标害虫，而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利用昆虫的性外激素去干扰昆虫的繁殖，能达到对害虫的专一性控制。因为，昆虫的性外激素具有高度的特异性，只用于种群内部雌雄个体之间的联系，非常专一、高效、环保。

除了性外激素防治，国际原子能机构推出的辐射不育技术可以培育出不育系昆虫，然后将这些不育昆虫释放到自然界中去，与正常昆虫竞争交配，交配后产生的或是未受精的卵，或是不育后代。从而达到大规模控制疾病媒介昆虫种群数量的目的。去年，媒体曾有报道广州曾在春天释放50万只不育系蚊子用以消灭传播登革热的蚊子。中山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热带病虫媒控制联合研究中心的奚志勇教授表示，他们释放的蚊子携带沃尔巴克氏体，这样的雄蚊与非携带沃尔巴克氏体雌蚊交配所产的卵不能发育。通过大量释放这种雄蚊，可使蚊子种群数量降低至不足以引起登革热流行，而释放的这些雄蚊则不会咬人。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手段，如利用基因技术定向编辑昆虫基因组而实现对蚊虫的控制，这些技术都在摸索之中。”康乐说。

加强防控媒介昆虫相关研究意义重大

“在美国，每年对于控制蚊子等疾病媒介昆虫的研究是昆虫类研究经费资助的大户”，康乐表示我国昆虫学科的发展还是很不错的，在论文发表数和被引用数上均列世界第二位，但是与第一名的美国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去年昆虫类论文数为美国的1/3），尤其在研究昆虫作为媒介传播人类和动物疾病方面，国内的相关研究队伍还比较弱小。鉴于控制疾病媒介昆虫对于防范重大传染疾病传播的巨大作用，应加大对此领域的投入和支持，这与整个人类的健康生存密切相关。而目前，一些国内科学家也在此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如研究媒介昆虫携带病菌而其本身却不发病的原因，其中涉及免疫、防御、耐受性、相互共存、共同进化等多方面的问题，研究结果将对防治昆虫传染类疾病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