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看来，关键是要将已有法律用好。“主要还是执行的问题，属于观念和理念上的转变。特别是美国洛杉矶的案子反响很大，西方社会采取的是一种零容忍态度。这种零容忍不是我们所说的刑罚，而是对这种事情，哪怕是蛛丝马迹，也应该给予特别严肃处置。”

在很多专家看来，法律的惩罚只是最末端的处置方式。构建和谐校园，必须从源头做好预防工作，建立综合治理机制刻不容缓。

今年4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下发通知，开展专项治理。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对地方、对责任督学、对学校开展专项治理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比如说，要求学校制定完善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处理制度、措施，建立校园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明确相关岗位职责，开展学校相关专题教育，开展法治教育，组织教职工对于校园欺凌事件预防和处理的相关政策、措施和方法等。”

很多涉案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往往都比较严重，为此，学校要将心理咨询、干预、引导等工作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江苏省中学心理特级教师苏华说，“问问他‘欺负别人给你带来什么呢？’是因为带来成功感吗，体现自己的能力？首先要说他的动机是好的，告诉他但是成功感的获得，除了这样方法，还有其他方法，那其他的方法有哪些呢？慢慢让他既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自己。”

而在全国政协委员、小品演员巩汉林看来，青少年存在暴力倾向多和观看网络暴力视频、家庭环境不和谐有关，家庭预防才是根本。“我们总是说父债子还。但是在未成年问题上，就应该子债父还。要追究家长的责任。因为你是直接监护人。你如果不教育，那法律就替你教育。你如果意识不到问题，我们就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你进行制裁。”

事实证明，建立一个多方联合，社会参与，协调互动，贯穿事前、事中、事后各个环节的综合治理平台建立势在必行。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褚宸舸认为，可以建立三级预防体系。他解释，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对普通的学生和普通的老师进行预防，让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不要发生。

褚宸舸说，学校首先应建立畅通渠道，定期排查潜在诱因，为学生提供随时可触及、随时可获得、随时可信任的帮助，防患于未然。“二级预防”是在已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对施暴者及时制止、训诫，对受害者及时救助、辅导。“三级预防”则是杜绝可能会持续或反复发生的暴力事件，或因媒体报道带来的二次伤害。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有过错的青少年，一般以教育、感化为主、惩罚为辅，然而，我国社区矫正体系的不健全，却又让效果很难落到实处，社会力量的引入迫在眉睫。

扬州广陵区法院少年庭庭长徐舒：“聚合社会的各方力量，来帮助未成人。一些热心人士，比如小区里面一些退休的老师，退休的公务员，我认为对于这些人，政府能够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支撑。”

构建和谐校园，需要家庭、社会、学校形成合力、齐抓共管，构建“宽容而不纵容”的防范体系，只有如此才能尽快破解暴力事件频发的顽疾，还学生一片蓝天、还学校一方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