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与肯定

抗战前后的舆论转向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安事变”在《申报》舆论中则一改以往被批判的境地，转而成为在中华民族统一进程中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

首先，《申报》重点报道了西安事变对促进民族统一进程、增强民众团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1936年傅东华曾发起组织文艺家协会，号召文艺家共赴国难。西安事变后，1937年1月29日，洪深、傅东华等发起的文艺界座谈会在上海召开，座谈会旨在唤起文艺界人士对国家统一与民族解放的使命感、责任感。

傅东华在会上说：“在这个时候，谈统一救国，已经每个人都觉悟这一点了。这次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到南京，最近陕局的和平解决，都是以表示一般人觉悟到中国需要统一，再不能内乱了”。

吴稚晖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自从最近西安事变之后，尤像共向团结的大道上直奔进去了”。孔祥熙也认为：“两广问题及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均足为统一力量之证据，而不复为军阀时代之不统一，无纪律之国家矣。”

国际上认为西安事变使中国“转祸为福”，促进中国军事上一致对外，“举国团结一致”“表现抵抗侵略之决心，均可以证明不抵抗主义已根本不存在于中国。”

就连日本在西安事变后，对华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西安事变前日本当局“对于中国之统一，尚抱怀疑心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即认为此前的认识实为“大谬”，“西安事件，实为中国统一化不可动之证据”。于是，日本方面不得不及时调整对华方针。

其次，《申报》还报道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直接致使国民政府由“安内攘外”政策向“团结抗敌”的转变，与中共联合起来一致对外。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政府顺势而起“抗敌御侮之决心，至此与天下以共见”。

有报道称，西安事变的一幕历史剧发生后，各方“巨袖”“鉴于暴日侵略”，深刻意识到不能再行自相残杀，加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甚一日，“自然不得不起而抵抗”，七七抗战的局面得以形成。

第三，《申报》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成功地引导了社会舆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宋美龄共同完成了“西安事变回忆录”——《西安半月记》，中英文均有定稿，自1937年6月3日起发行。

此后，《申报》屡次为该书刊登广告或书评，“自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一书出版后，本报已撰论称誉之，认为这事不但是蒋委员长之安全问题，实我国之存亡问题，故此书之受人欢迎，不必鼓吹，早已不胫而走”。

《西安半月记》一书的出版发行，加之《申报》对这本书的宣传，在给民众增添谈资的同时，更增进了民众对西安事变的认识。

第四，在西安事变的报道中，《申报》对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形象，有着正面宣传的作用。

汪精卫回国后，针对西安事变诬蔑中共，《申报》发表时评表达不同意见：“汪诬共党是以捣乱为天性，但事实上西安事变，以共党之努力而弥平祸乱，促成统一”。

“况自抗战以来，共党矢诚中央服从领袖，领导民众，坚持抗战”，想必“汪精卫亦知其事实照然，奈非诬共党则何以博日×内欢心？”

其中，“×”符号是《申报》为避免新闻检查等不必要麻烦而故意为之，尽管某些字眼被符号取代，但毫不影响意思的表达，读者一目了然。

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苏维埃政府为了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就正式宣布取消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这种为民族为国家的光明正大仁至义尽的行动与态度，当然合于任何革命法律的基本原则的”。

诸如此类的报道虽然不多，但鉴于《申报》在国统区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让国统区民众知晓了事变背后的真相。

总的来说，《申报》对于西安事变的评判虽未逃脱国民党的话语体系，但较之于抗战前，已有很大进步。在给予事变积极评价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亦能客观陈述，这对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形象，起着正面的宣传作用。

（本文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