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降低宏观税负不能只着眼于税

当前，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感重，除了税负结构不合理之外，还与税费关系不合理、规费种类繁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以及存在中介收费、乱摊派等大量隐性负担等有关。例如，“五险一金”缴费比例较高，不仅给企业带来的沉重负担，也影响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再如，除了政府部门种类繁多的规费之外，还存在中介、行业协会收费不规范问题，有的地方甚至较为混乱，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一方面，缺少专门的法规，国家对中介服务和垄断行业监管力度不够；另一方面，由于利益关联，存在大量“红顶中介”，虽然一些中介机构与相关行政部门名义上脱钩，但其利益关联仍较大，导致收费较高且较为混乱。

此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水平、质量与公众的现实需求存有差距，“取之于民”后“用之于民”时被行政成本冲销、消耗较多，这也增加了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感。因此，降低宏观税负不能只着眼于减税，而要统筹税费关系，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收费以及中介服务项目和收费，取消或降低部分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三、 减税不是权宜之计，应成为培育新竞争优势的大战略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的情况下，减税无疑将会降低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感，对于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增强经济活力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减税最为直接的目标。然而，减税的意义远不仅于此。减税的深层次目标在于优化税制结构和国民经济分配关系，引导社会价值取向，倒逼行政改革，实现政府——市场关系的动态平衡，构筑全球新战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消除中国走向复兴的内在障碍和外部制约。

（一）优化制度、引导社会价值取向，消除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障碍

收入分配和社会价值取向，这两大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走向复兴的高度和广度。一个良好的税收制度和政策，不仅能适时优化调整，成为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而且能平衡国内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成为维系良序社会运转的支柱。从现实情况来看，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还有欠缺，甚至出现“逆调节”现象——在某些领域税收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这一问题，主要是税制不合理所造成，这也是导致当前企业和居民税负感较重的主要原因。

从税种体系来看，直接税和间接税比例的不合理，部分税种的缺乏。在间接税比重高的情况下，低收入阶层由于恩格尔系数很高，承受了相比而言痛苦程度较高的税负。缺乏遗产税、赠与税、特别消费税以及对个人居住征收的房产税等从不同环节对个人收入进行调节的税种，致使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能力有限。从税种的制度设计来看，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例如，个人所得税基本上沦为“工薪税”，个人所得税收入大都由普通工薪阶层承担，高收入阶层承担的比例很小，这与大部分国家形成较大反差，并且抵扣制度不完善，没能根据纳税人的实际负税能力来确定负税水平。此外，目前税收体系中存在诸多重复征税的现象，如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某一税源的交叉重复征税，也增加了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感。

税制不合理，表明了税收的公平性有待于提升。然而，公平正义应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价值观，税收制度设置的理念，对公众价值观产生重要的影响，理应体现这一基本价值观。同时，我们贯彻共享的发展理念，必然在税收上要求公平，尤其是要体现量能纳税原则。我国当前减税的方向，就是要消除税制的不公平问题，调整负税结构，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和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我国持续健康发展消除内在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