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择一事“钟”一生

刚开始上班，王津学会的第一件事儿不是修表，而是打水。直到现在，正在打包的老修复室一角依然摆着一个脸盆架子。

“每天下班，师傅都得洗手。他不洗手，谁也不敢动。这水谁打？总不能让老师傅临下班自己去打水吧？当徒弟的得有眼力见。”

为什么下班先洗手？

因为传统的钟表修复讲究的是用煤油清洗机械构件。双手必须长年累月地浸泡在煤油里，有时候手一洗就是一个小时。“师傅说了，宁可伤手，不能伤文物。”王津说得轻描淡写。“谁干了谁知道，别说手了，鼻子就熏得受不了。”

然而，古钟的铜质零件经过这样一遍遍的清洗，才能焕发出久违的光泽，也露出了程度不一的残损。“修复后过几十年还能保持得很完好，有的可能会有一层淡淡的氧化层，但绝不会有腐蚀的痕迹。”

王津的师父是从故宫警卫队转来的，严肃不苟言笑。每天八点上班，他七点半就进办公室，也不言语，绕着工作台转悠。

“我们的活儿都摆在桌上，他从来不问你干到什么程度了，活不干利索了，绝对不允许你碰下一个活儿。”

其实说是干活儿，第一年学徒是不让碰文物的。就是练练基本功，比如弄点铜丝，粗的细的，锉个销子之类的。

这规矩谁定的？没人说得清，师父的师父就是这么一辈辈传下来的。

师父的师父是谁？2014年12月，国务院批准的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发布了，古代钟表修复技艺榜上有名，王津是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师父马玉良是第二代传承人。第一代传承人写着徐文璘的名字。

其实，再往前捯可以追溯到1601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将40多件贡品送给明朝的万历皇帝，其中就包括一大一小两面西洋钟表。至此，红墙金瓦的紫禁城里，打更的声音外，增加了嘀嗒嘀嗒钟表流转的声音。同时催生的一门技艺，就是钟表修复技艺。

最初的钟表技师是西洋传教士。1648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抵京，被征召为清宫御用作坊——造办处的钟表匠师。到1811 年，总共有15位传教士入宫承接皇帝下达的制钟、修钟的任务。

清乾隆年间，宫里成立了“做钟处”，制造钟的技术达到鼎盛，参与设计、制作、修理钟表的技术人员也随之增加。钟表匠人也有了中国人的参与，其中还按照地理位置不同，分为南匠和北匠。还有一类是做钟太监。

三百年间，故宫的钟表修复技术从未断过档。清末前后，仍有少数钟表维修的工作人员在宫里供职，其中就有徐文璘。相传，他早年还曾经跟洋人切磋过手艺。

之后，徐文璘培养了徐芳洲(徐文璘的儿子)、白金栋、马玉良、陈浩然四位学生，他们成为故宫修复古钟表的第二代传人。

如今，王津收了徒弟——亓昊楠。像是钟表一样，这门技艺又一次可丁可卯地传承着，没有漏跳或者缺转儿。“今年，我们这屋里还能热闹些，应该能来一两位新徒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