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实力是一道门槛

为了入选国家中心城市，相关城市可谓是用尽了浑身解数。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杭州市原市长张鸿铭在两会期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透露，去年他们得知国家正在规划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消息后，就立刻跟有关部委联系、汇报，希望能入选。

2016年8月，浙江省发改委和省住建厅在联合印发的《浙江省新型城市化发展“十三五”规划》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杭州要充分利用举办G20峰会和亚运会的契机，扩大全球影响力，全力打造国际化门户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争取创建国家级中心城市。

西安则把全力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作为今后五年的战略核心，写进了该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的报告中。

把争取创建国家中心城市作为目标，写进市党代会报告的还有长沙、郑州、宁波等城市。厦门则在刚刚结束的市第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全力加快跨岛发展，着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今年2月，山东省对外发布了《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2030年)》。在规划中，山东也提出，山东半岛城市群全面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做优做强济南都市圈和青岛都市圈，支持济南、青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与这些城市相比，更早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是武汉。2013年，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武汉远景发展战略专题研讨会上坦言：“到2049年，武汉将成为中国中部中心，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心城市，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实现大武汉的全面复兴。”

从那个时候开始，武汉就在方方面面对标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这几座国务院明确赋予了全国性城市职能定位的城市。而在武汉的追赶计划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工业倍增计划，大力发展经济，提升武汉的经济实力。

2013年，工业倍增计划实施的第三年，武汉经济总量首次突破9000亿元，同比增长10%，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4，仅次于广州、深圳、成都，与成都的差距缩小至不到60亿元。

经济实力被认为是竞争国家中心城市的一道门槛。不难发现，参与竞争的这些城市，基本上都位于GDP排行榜的顶端。2017年，中国大陆有12个城市迈入了“万亿GDP”的行列。其中，除了苏州外，其他11个要么已经被赋予了国家中心城市的称号，要么是入选的大热门。

刘治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经济实力虽然不是入选的唯一标准，但却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如果你自身的经济都不行，怎么去带动辐射周边地区？”他举例说，有些城市区域条件很好，比如广西北海按理应该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但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

除了经济实力外，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也是一些城市竞争的焦点。

在所有的竞争城市中，地处西北的西安经济实力相对较弱。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宝通认为，限制西安做大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城市规模。

“环顾我们周边的4个国家中心城市，重庆合并了原万县、涪陵市和黔江地区；成都通过不断撤县设区，16年来城区版图扩张了近三倍；武汉原本就包括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郑州以前比我们小，但它是全国第一个开放农民工户口的省会城市。2015年，郑州人口达到近千万人，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位列第6位。”张宝通认为，这些城市都比西安大，比西安强。有人口，有规模，吸引力就强，招商引资事半功倍。

为了突破这个瓶颈，今年初，陕西省委决定将原本涵盖西安和咸阳两市区域的西咸新区，交由西安代管。此举意味着，西安在短期内一次性增加了上百万的人口规模，总面积也一举超过了1万平方公里。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市市长上官吉庆在两会期间就这一话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他说，西咸新区交由西安代管，不仅有效拓展了西安的发展空间，使西安真正拥有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大体量和大格局，也奠定了西安加速追赶超越发展的坚实基础。

有竞争 ，就有失败者。去年，国务院批复《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支持武汉、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决定，让同样位于中部地区的长沙深感失落。湖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唐宇文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此，一些同志出现悲观情绪，认为长沙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泡汤了。

“对城镇体系的规划，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规院副院长李迅说，即便这次没有入选，也不代表将来没有机会。同时，他认为，每一个城市的禀赋、职能不一样，没必要都去争国家中心城市。合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与武汉、郑州、长沙一样，合肥也是位于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近几年，合肥经济发展迅猛，增速甚至超过了其他3个城市，但一直没有参与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

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在两会期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合肥的城市定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副中心城市，而不是国家中心城市。

安徽省政府办公厅2月12日发布的《城市工作“五统筹”实施方案》也印证了宋国权的说法。在这份方案中，安徽提出“力争合肥、芜湖、蚌埠市纳入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争取黄山市纳入全国特色中心城市”。事实上放弃了这轮国家中心城市的争夺。

要“面子”，更要“里子”

在业内人士看来，各城市竞相争夺国家中心城市的称号，实际上是一种政策竞争。

“一旦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那么这个城市的发展潜力、发展优势和前景，就得到了国家最高层面的认可。”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认为，这种认可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种品牌，也是一次城市营销的极大成功。

杭州市原市长张鸿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国家中心城市是处于城镇体系的最高层级，肩负着国家使命，代表了国家形象。“如果能入选，对杭州提升国际化水平，建设世界名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此，武汉市市长万勇也表示认同。3月7日，他在湖北代表团开放活动上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问时回答说，国家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意味着武汉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地位在提升、影响在扩大”。

除了“面子”，更重要的是“里子”。

刘治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了国家中心城市这个“标签”，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政策资源和投资倾斜，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投入、交通中心、信息网络中心、文化事业等方面得到优先考虑。

“政策定位对于一个城市发展来说，意义至关重要。”陕西省规划委员会专家组成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吕仁义认为，“如果荣膺国家中心城市，势必能带来很多建设项目，经济和交通建设都会大大提速。”

政策和建设机遇的红利作用有多大？吕仁义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深圳过去是个渔村，国家将其打造为特区，如今已经是全国一线城市；百年前的上海，不过是个县城，历史上的机遇造就它一跃成为国际都市；百年前的石家庄，地图上都找不到，后来通过持续建设和政策倾斜，现在是河北省会。

“如果我有某一个项目，肯定优先考虑国家中心城市。”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填在今年两会小组讨论中发言说，“因为国家中心城市和一般的省会城市相比，同样的地段和物业，投资力度不一样，资产价值也不一样。”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可以将城市变成一个巨大的磁场，将资金、人才、政策等各方面的资源不断地吸引到你这个地方来。”刘治彦说。

不过，在李晓江看来，国家中心城市不仅是一顶帽子，更是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带动区域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应该从全球竞争、国家责任等视角认识国家中心城市的使命，伴随着我国的世界地位提升和开放战略的提出，应有更多的城市进入全球城市体系，支撑国家战略。”他说。

李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要参与全球的产业分工，提升产业分工的层次；同时还要设立各类对外开放的平台，比如自由贸易区，统筹建设国际交流区，提升中国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建立国际性的综合交通枢纽，提升中国的国际门户和枢纽地位等等，都需要国家中心城市带动。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比如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都离不开国家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

为了让国家中心城市更好地承担国家战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建议，将来对国家中心城市进行政策干预。

今年初，他的团队在《北京城市规划》发表了一篇题为《基于国家战略视野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学术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尹稚认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整体战略布局和政策干预。干预的重点是促进国家中心城市的高端要素集聚、国际门户开放、科技创新驱动、文化软实力打造、环境品质提升、体制机制创新、中心城市与所在城市群的协同互动。

尹稚还列举了几种主要的干预手段，比如设立国家级重大政策改革区、投放国家级重大建设项目、扶持国家级重大战略资源等。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战略意图、战略路径和战略理念得到有效落实。★

(记者蔡如鹏 实习生吕银玲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