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开始的那一年，作为村里仅有的几个高中肄业生，韩生学被选为村初中的民办教师，摆脱了农民的命运。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计划生育”要怎么计划，更没听说过“独生子女”这个新词。但开学没多久，村里就有人把一张毛笔写的大标语贴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上面写着：“人口非控制不行！”

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河北保定，王云龙的妻子收到了一封让她感到“一头雾水”的家信。邮件里，尚在部队的王云龙充满热情地写道：“菊芳，现在国家开始推行一胎政策了，我是军人，要带头表率，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事实上，“失独”的悲剧时刻都可能降临到每一个独生子女家庭头上，而在独生子女政策推行35年后，中国3口之家的数量已经超过1亿个

采访“失独”家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一个计生干部来说更是如此。

韩生学经常遭到“失独者”的拒绝，甚至咒骂。有一次，一位“失独者”在听说他“计生干部”的身份后，控制不住情绪：“你们猪狗不如，早晚会遭到报应！”

然而，尽管韩生学在10年间一直加快采访的脚步，但依旧追不上“失独”家庭增长的速度。根据原卫生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统计，我国每年都有7.6万个父母失去自己的独生子女，成为“失独”家庭。

女儿出生后，韩生学更能理解这些家庭。“我很怕失去她，只想让她陪我到老。”在接触越来越多的“失独者”后，韩生学不再苛求女儿的成绩，以往用2块钱打发女儿早饭的他，也开始每天亲自下厨准备早餐。

在计生委工作的韩生学熟知很多数据，他在书中写道：“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一般长达几十年甚至一百年，而中国只用了十八年，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宣布，“二孩”政策将全面放开。看到这条消息，韩生学“高兴地跳了起来”。

2016年1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开始实施，明确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即将成为历史。

可韩生学的“失独”故事还要继续记录。

对于自己记录的“失独”故事，他从来都不会讲给女儿听，“太惨了，容易给小孩造成阴影。”

写作“失独”故事的时候，韩生学习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拉上窗帘，“去用心感受他们的痛苦。”

韩生学经常因此失眠，这时他只能在心里默念一些散文来冲淡压抑的情感。

“在创作过程中，我自己也在解脱。”虽然自己没有做过最基层的计生工作，但他23年来编写下发的各种“指标”“文件”确是整个基层工作的巨大推力。

韩生学开始写作“失独”群体不久，碰到有人在公共场所问他的职业时，他会回答“政府人员”，而不是“搞计划生育的”。

现在，遇到结婚不久的亲戚朋友，韩生学会一本正经地鼓励他们“生两个”。

他想做的，不仅仅是“帮失独者说话”，而是“写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包括这个政策背后，这一代贡献者和牺牲者的故事”。

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前不久刚刚把齐颈短发烫出优雅的波浪，衣服打理得一尘不染。“我不怕活着，但是我害怕死得不体面。”

写作后期，韩生学开始在政府机关内部呼吁关注“失独”家庭。去外地开会时、去党校讲课时他会留出时间专门讲“失独”。有人感动，“局长都听哭过”；也有人挖苦，告诉他“以后你分管这个工作好了”。

前年夏天，在韩生学和他单位相关领导的推动下，怀化市把“失独”家庭扶助标准提高到了每月800元。可他清楚，自己接触过的“失独”家庭遍布全国，“在缺少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单凭个人，某个地方的力量，能改变的太少”。

“其实国家各部委针对‘失独’家庭出台了不少政策，但有的很难在地方落地。”在研究众多政策后，韩生学有些无奈。

而各地对于“失独”家庭的扶助标准，大多都遵循《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获得扶助”这一条款。

每个地方对扶助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少地区至今仍执行国家最低标准，每月340元。除此之外，“失独”家庭更需要的养老、医疗和心理慰藉等，似乎也在执行“最低标准”。

一些老人想到了互助自救，解救那些“没后的同命人”，可每一次“我们其实都一样”式的劝说，却对他们自身都是一次伤害。

除了缺少专业社工介入，很多自救组织都面临没有场地、没有资金，随时都可能停摆的尴尬境地。“因为没有长效机制，对他们的支撑大多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韩生学说。

自救组织的老人们不会知道，他们每周一次集体织毛衣、练书法的活动一直处在“说没就没”的风险中。他们积极奔走的更多“政策扶持”还在路上，不过岁月不再等待他们了，他们有人头发白了，快要走不动了，感叹着“就这样走完一辈子”。

即便这样，他们已经算是幸运的。“这样的自救组织还是太少，有些人要坐几个小时的汽车赶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参加活动。”韩生学感叹，尤其在小城市和农村，那些沉默的“失独”父母只能独自忍受伤痛。

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他们失去行动能力，连互助组织都去不了后的生活。

“郎姐”就是他们中的一个，这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在内蒙古插队时冻坏了双腿，如今几乎失去了行动能力。她走路时几乎抬不起脚，在地上小步挪动，发出“呲呲”的声响。

“我们不能再被人看作是神经病，活着，就要活得光鲜。”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前不久刚刚把齐颈短发烫出优雅的波浪，衣服打理得一尘不染。“我不怕活着，但我害怕死得不体面。”

和“郎姐”一样，最早一代“失独”老人中，已经有人迈过70岁的高龄，而针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养老问题还未真正摆上台面。

在韩生学接触过的“失独者”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愿住进普通的养老院。“失去独生子女是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他们很难跟其他老人交流，更受不了别人的子女隔三差五来看望自己的父母。”

现在国内有两家专业的“失独”养老机构：广州一家养老院已经设立“失独养老专区”，北京市第五福利院也改造为“失独养老院”。而面对成千上万个正在老去的“失独者”，这两家的床位加在一起也只有200张左右。

还是有好消息的。韩生学把《新闻联播》上的一则新闻转发到了“失独”聊天群，立刻引起了沸腾。在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解决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保障”的条目赫然在列。

相比之前对“失独”家庭“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定义，这次没有了“困难”二字。

“这意味着国家对‘失独’家庭不再以普通的人道主义救助对待，他们应该是‘贡献者’。”韩生学激动地比划着说，“或许，‘失独’群体的扶助体系会跟着发生变化。”

变化确实正在发生，2016年的3月，“加强对失独家庭的关爱和帮助”被写进了我国的“十三五”规划。

相比大政策，“郎姐”的心愿小得多，她希望不用走很远的路去参加互助组织的活动。如今，她只能用那双抬不起的脚回到只有她一个人的家，脱下她光鲜的外套，日复一日地擦着儿子的照片。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