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诗待和

前段日子，校园里的玉兰花开得喜人，刘晨阳便即兴写了首《沁园春·咏华中大玉兰》：

是倚香衾，是种霞云，是误梦涯。是粉绡一翦，九重叠碧，唾尘娇鸟，时与人排。是堕璎魂，素娥千队，天遣霓裳试玉骸。盈盈里，是春心枝上，但为君开。

1997年出生的刘晨阳，是华中科技大学物理拔尖班大二学生，也是该校夏雨诗社现任社长，写起旧诗来很是应手，往往一挥而就。用他的话来说，“大概是血脉里有屈原、李白、杜甫、苏轼的传承”。

像刘晨阳这样的校园诗人如今不在少数，他所在的夏雨诗社、复旦诗社等校园诗社一扫曾经的“门庭冷落”，成员已涨至百余人。而校园诗歌节、朗诵会、讲座等活动也引来更多关切的目光。

其中缘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学的需求正在慢慢复苏。而校园中的95后们一般从小学诗，文学素养都比较好，视野更加开阔，起点就很高。另外，他们这一代一方面不会为温饱忧虑，但另一方面也面临着社会转型变迁中的很多无奈，他们的内心更丰富也更复杂，与内心有对话感的诗歌就容易成为他们的一种表达方式。”

午后或夜晚，一群诗歌的孩子在那草坪上天南海北地聊生活，谈诗歌，谈到尽兴处还有人弹唱上一曲，聊不尽兴的话就再接着出去吃夜宵、喝酒……诗人们这种纯粹愉悦的精神交流，以及对自我、对生命的思考，对复旦诗社副社长李金城来说愈加珍贵，毕竟还有好多其他事情等着他去忙，比如学习，活动等。

“拿我自己来说，必须承认，我自己的诗歌教育，在基础上很难比得过更年长的作者，我们这一代和更年轻的人需要更多的毅力和决心将这件事坚持下去。”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90后诗人李琬觉得。

此外，校园诗人成长的重要场域——诗社的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诗歌在校园内还较边缘化，诗社缺乏强有力的指导，大环境的贫瘠，以及社内写作传统的式微。”安徽师范大学学生、江南诗社现任社长卢文韬说。

怎么办？荣光启的答案是，加强文学教育和诗歌教育。“我们要告诉人们，文学写作是每一个有语言能力的人都可能去玩的，因为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说话方式，追求对言说对象的具体性表达，这种‘具体性’的出发点和目标都聚焦在感觉、经验和想象的层面。诗歌写作同样如此，在交际性语言中有许多话说不出、不好说，这就需要诗歌写作”。

而关于诗歌教育，臧棣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着手开设诗歌课程。在他看来，“人与语言的关系是一辈子摆脱不掉的，培养和语言的关系就很重要。比如你是要写描述性的事物，还是隐喻性的东西，你怎么理解这个世界，这个东西的合理性在哪儿……诗歌不一定有确切的答案，但它是对生命的一种探索，一种觉醒，法律、经济不会告诉你这些，只能从感性的文本世界中获得”。

恰如电影《死亡诗社》中的一位老师基廷(Keating)所说，我们读诗写诗，非为它的灵巧。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医药、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并且是维生的必需条件。但是诗、美、浪漫、爱，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

孙庆玲(文中西渡、侯马为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