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琼：我的绝望，就在这里。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喊了很多年，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作为一个从事一线基础教育的老师，我觉得国家改革的目标是要回归教育的本真，以学生为主，教学是很重要的。但实际上感知的是，学校喊得很厉害，但实质上不重视教学。

新京报：你觉得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难点在哪里？

夏琼：大家普遍反映强烈的问题是，老师上好一门课或讲多少课时的课，比不上一篇CSSCI文章。现在很多年轻老师比如讲师，面临一个基本问题，职称要上去，可上好几门课对此一点帮助都没有，或者只是有微小的帮助，对课时量会起作用。实际上，一篇论文到底有多少价值？它是不是就超过上好一门课，获得很多学生对这门课的认可？其实年轻老师有可能更愿意去做教学，没有更多精力去写文章。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做好老师讲好一门课，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不认为，写好一篇论文比上好一门课更重要。这就是一个指挥棒的问题。

而且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指标，也过度注重了量的东西，没注重实质性的东西，项目申报重申报不重结果。这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问题。它运行了很多年了，我们看不到希望的是，它没有任何改变，未来依然是评价体系朝着这个方向。包括论文发表期刊，这已经成为一个产业链了，还要以产业链的论文来论高度，来论成果，这个机制本身是不是要考虑修正呢？

“我首先要做一个讲真话、讲实情的老师”

新京报：有人评价，你敢于直言、具有批判精神。你认可这种评价吗？

夏琼：2014年，我被武汉大学评为教学名师。学生给我写的报道，“敢于直言的新闻学教授”，就是这样写的。

我想澄清下，高校里像我这样敢于直言的教师，也许不是太多，但也不太少，这主要看校方愿不愿意听意见。这也与我的性格有关系，素来比较直爽。我历来直言不讳，非常坦率和直接，并且很简单。这是我一贯的一种状态。“敢说真话”是我的基本原则，我教学生“做记者最重视的就是要讲真话、讲实情”。我教学生这样做，当然我首先要做一个讲真话、讲实情的老师。

新京报：有人留言说，辞职信是对不合理教育体制的批评，你怎么看？

夏琼：首先声明，我谈到的是高校管理机制的问题，是高校普遍性问题，武汉大学我也认为在普遍性当中，但这不是武汉大学个体的问题，它是系统性的，而且很复杂。昨天这个辞职信在网络上发酵，就是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共鸣，我不过是个导火索而已。

新京报：你理想中的教育体制是什么样的？

夏琼：教育体制太大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有问题，全国人民都在讨论教育体制的一些问题。从理论上来讲，目前教育管理体制，不尊重教学、不尊重教师、不尊重学科。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具体来说就很复杂了。

新京报：把辞职信发到朋友群并且配发那段话时，想到会引起这么多人关注吗？

夏琼：我讲的问题，其实这几年，也不是我一个人在讲，很多人都在说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多了。

我个人的问题，请不要过多解读。有人说我成了“网红”，“网红”明显是有所诉求的。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只想安安静静教书。希望不要过多解读，我本身没有任何目的诉求，我本是一个很感性、很率性的人。那天只是很直率地发表了几句，这是我平时一贯的状态。

新京报记者 王姝 实习生 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