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后来，我不满足于只是好好学习了。

那时候的大学文化，是青春文化。改革开放十年，国家正值青春，这种气息深深影响着大学。

原来在大学，不但可以当学霸，还可以当诗人，当歌手。学校里的英雄不但是会学习的，还可以是会写诗的，会弹吉他的。

那时候大学流行朦胧诗，朦胧诗人就像现在的小鲜肉一样令人疯狂。

我入学刚半年，学校文学社举办了一次征文比赛，我投了稿，拿了二等奖，他们就邀请我参加文学社，我好像是那一届所有理科系学生中唯一一个加入文学社的。

我们学校在沙湖旁边。当时，沙湖还有一半没被填掉开发房地产，我们经常在沙湖边开诗会，还请过诗人丁当参加。

那时候流行罗大佑、崔健、李宗盛、童安格的音乐。我还和几个同学组建了一个乐队。第一次拿奖学金是95元钱，我在中南路买了一把红色的吉他，现在还在用。当时我们四个同学穿着统一的夹克，在台上唱《站台》，高潮处，把吉他壳敲两下，叭叭，很酷！

当时罗大佑的一首歌很流行，叫《闪亮的日子》，只要有一个人唱，就会有一群人和。那时候，每个大学生好像都是诗人、歌手，大家的交流方式也都很浪漫。大家以此为荣，因为当时文艺青年这个词还没有滥掉。那是一段感性的、大胆的、没有框架的岁月，是说唱就唱、说走就走的岁月，个性张扬被完全尊重。

我很感谢这段岁月对我的性格塑造，以至于影响我以后的处事风格。在巴东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我在纪委全会上讲话，敢点名一些干部的贪腐现象，其中一些官员还在台上，有些甚至是我的领导。我当时提到一些贪腐现象，尺度很大，比如一个项目投资300万元，承包商送都送出去了120万。这段话后来被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易学习几乎整段引用。

我崇尚内心自由，做事趋于感性，有点理想主义，也许就因为我来自那个诗歌和音乐的时代，我永远认为自己是一个文艺青年。有人说我个性太张扬，不适合当官，我也知道。但我更珍惜大学给我的这种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