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收集是垃圾有效管理的必要前提，是实现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提高生活垃圾循环利用的最有效手段，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如何进一步推广落实垃圾分类回收，已成为提升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环节。而在海峡彼岸的台湾台北市于2000年起实行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2005年开始实行垃圾强制分类回收管理，卓见成效。

台北市也曾为垃圾处理问题所困扰，台北市地少人多，想建垃圾焚烧厂、掩埋场，经常遭到附近市民的强烈反对。为了从源头上降低垃圾产生量，提高资源回收率，降低社会处理废弃物成本，减轻环境负荷，台北“市政府”从20 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采取了“垃圾不落地”、“垃圾费随袋征收”等措施，变被动“垃圾处理”为主动“垃圾管理”，综合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实行全民动员，鼓励市民主动进行垃圾减量与资源分类回收，在实现垃圾的“减量化”与“资源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2000年台北垃圾日均量为2970吨，2009年只有1009吨，减量67% ，资源回收的比例也从2.4%提高到45%，掩埋量由最高每日2501吨，降低至59吨，减量97.6%，2010年台北实现垃圾零掩埋的目标，曾经规划的新垃圾填埋场已无需兴建。

台北市在垃圾管理方面的探索实践走过了由试点到强制执行、由粗到细，逐步培养市民垃圾分类观念的历程。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经历了一个近二十年的漫长过程才得以养成，在这个漫长过程中，行政当局分阶段采取不同了的措施来逐步实现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目标。1996年台北“市政府”开始实施“垃圾不落地”政策；于2000年采取强制方式实行“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如果不使用专用垃圾袋，清洁队可拒收，居民投放垃圾时还会有专人抽样检查居民的垃圾袋，如果发现没有按规定分类，会被罚款，偷扔垃圾重罚，举报者可以获得两成罚款作为奖金。这些政策的实施，形成了“多扔垃圾多出钱”的垃圾收费机制。

台北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之所以取得成效，在于台北市城市管理当局建立了保障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目标实现的激励约束机制。

首先，全方位、持久地开展垃圾分类收集宣传教育。在“政府”颁布有关垃圾分类收集的办法之后，为了详细地向市民解释垃圾分类回收的具体办法，台北“市政府”专门制作了各种宣传资料，让市民详细了解垃圾分类收集的意义，明确具体的分类标准和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在推行“垃圾费随袋征收”期间，“市长”长时间随身携带垃圾袋，亲自进行宣传；并召集市属各部门组成“台北市资源回收及专用垃圾袋推动小组”，通过媒体、海报、宣传折页、街头标语、现场说明会等一切方式宣讲。除了短期的密集宣传活动之外，台北市还在学校中开设资源回收再利用课程，台北的资源回收再利用教育从小学就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学、大学，通过教育让孩子们明白，丢垃圾要分类，学校和家里都一样。在台湾，小学生个个都是资源分类高手，担任起家庭资源回收教育的种子部队。

其次，“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惩罚机制。从1997年开始，台北市开始“垃圾不落地”政策，取消小区垃圾桶，推行垃圾定时、定点回收，政府此时虽没有强制要求市民进行垃圾分类收集，但也开始大力宣传和提倡垃圾分类收集，可是许多市民并不愿意费时费力地将垃圾仔细分类后投放，垃圾减量缓慢。2000年，“台北市政府”开始取消垃圾费随自来水征收的政策，强制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规定市民必须将一般垃圾与可回收垃圾分开，一般垃圾装只能装入政府指定购买的垃圾袋后投入垃圾车，投放垃圾时有专人抽样检查居民的垃圾袋，如果发现没有按照规定分类，会被罚款。为了保证“垃圾费随袋征收”落到实处，政府还对伪造、使用垃圾袋的行为做出了处罚规定，对使用伪袋者处以罚款；对贩售伪袋者，追究法律责任；对制造伪袋者，追究法律责任，并处罚金等处罚措施。各个商家，皆不提供免费购物塑料袋，从而鼓励大家重拾菜篮子，或塑料袋重复使用。这样，真正实现了“污染者付费，少扔垃圾少付费”的激励机制。

最后，垃圾分类收集与垃圾费随袋征收的有机结合。台北“市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垃圾分类收集对实现垃圾减量化的意义，也很早就开始像大陆城市一样，倡导居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收集，但是多年的探索效果并不理想。台北“市政府”在2000年以前也一直实行垃圾费征收制度，不过垃圾费是随水费征收，市民所交垃圾费与所排放垃圾量并没有什么实质联系，因此，这种垃圾费制度对垃圾减量化的效果也没有什么实质影响。2000年颁布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将垃圾分类收集与垃圾费征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出了“垃圾分类收集——收费垃圾减少——垃圾费减少”这样一种传导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因市民分类后的可回收垃圾及厨余垃圾免费分类投放，一般垃圾须花钱买专用袋投放，市民有了对垃圾分类收集、减少付费垃圾的动力，辅以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宣传教育措施，台北“市政府”建立起了垃圾分类收集和垃圾费征收的结合机制，来激励和引导市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最终实现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目标。

台北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管理的成功经验证明，我国许多城市所面临的生活垃圾困境并非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源头上进行垃圾分类收集，是实现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解决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困境的一个关键环节和前提。我国许多城市也都先后试行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项目，但由于没有建立起切实可行的垃圾分类收集的激励约束机制，造成这些城市试行的结果都不理想，试行十多年多数居民对什么是可回收的生活垃圾、什么是不可回收的生活垃圾都没有清晰的概念，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无从谈起，致使“垃圾围城”的困境日趋严峻。台北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管理方面的创新表明，城市管理部门不仅要采取广泛的宣传教育让市民了解垃圾分类收集的意义、义务和标准，更要将分类收集与垃圾排放计量收费结合起来，利用市场机制来激励市民进行垃圾分类收集，为垃圾的分类处理创造便利条件，最终实现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

（作者系民建上海经济工委会员：吴小龙系上海创建达一系统集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兵系上海临港商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