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的部分功能在于进一步增加新人的“道路自信”。用欧阳乐浩的话来说，“距离天安门30公里的天子脚下，这么多人在做违法的事，可能吗？”

新人所能接触的许多细节都在强化信心。年轻导师代明明展示了一把“万能钥匙”，声称它可以让人在周边小区的所有安全门禁畅通无阻。

“居委会有权做这个主吗？”代明明转动着手中的钥匙。他遮遮掩掩地暗示，这事儿如果没有政府允许，警察早就进行了监管。

关于传销问题，隶属于三河市工商局的打击传销办公室工作人员婉拒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谦称“工作是分内的事，没啥好说”。负责管辖上上城第三季的燕顺路派出所在请示了市公安局后直接拒绝。

廊坊市打击传销领导小组办公室披露，该市去年端掉传销窝点534个，清查传销人员7300余人——平均每天就有20多人。其中，燕郊是重点区域，常被传销分子作为诱骗新人的“北京七环”。不少受骗者直到被清查，都以为自己人在北京。

在李旭看来，燕郊对于这个“行业”的意义，仅仅是因为交通方便，物价便宜，同时靠近北京。这个几十万人的城镇至今只有四个派出所，警察管不过来。现有的工商主管、公安配合的模式往往力不从心。

更重要的是，“新型传销模式不限制自由、严格控制扰民，绝对不发展本地人，参与者又能自由消费，对当地有好处，没坏处。”

从商店老板到物业保安，燕郊不少人持此类观点。面对有关传销可能影响生活秩序的疑虑时，年轻的租房女中介会柔声向房客澄清，“我家对门就是一户搞传销的，不偷不闹，可安静了呢。”

燕郊就这样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很多住户都没有意识到，因自己的睡梦而崛起的城镇，真的寄托着很多人的“北京七环”梦。

六

杨彪遇上的“长和公益基金会”还在继续织梦。而加入另一个传销组织的孟林，逆袭的梦想已经破灭。

他想不通的事太多。首先是德高望重的“大家长”突然卷钱跑路。他跑到燕郊的派出所报案，民警让他回汇款地想办法；当他回到呼和浩特，当地派出所让他凑够30个举报人再来。好不容易凑齐了30封举报信，当班民警一拍桌子，眼睛一瞪，告诉他：“我们只管这片儿的！你的这30个人必须都是我们区的。”

李旭说，每个传销者都有一个悲剧，这话在赵立身上得到了无限放大。他因妻子患癌需要筹钱而进入组织，然后把好兄弟拉了过来。现在，兄弟的妻子也得了癌症，救命的钱却没了。

“传销活动的参与者都是违法者。”反传销10年里，李旭见过受害者找到了头目，把刀架在对方脖子上要求退钱。最终，警察以“绑架罪”逮捕了前者，却因证据不足释放了后者。更多时候，传销活动赚钱的那2%的“家长”，每一次得手后都改头换面，踪迹难寻。普通人即使侥幸进入高层，有资格接触真相，却已经被利益绑架，无法回头。

反传销人士高度关注燕郊，但没人能说清多少人奔着“北京七环”最终失陷在燕郊。他们解救出的那些人，大多辞掉了工作，甚至卖掉了赖以为生的房子、田地，带着“逆袭”的梦想抵达北京，仅仅吸了几口并不干净的空气，就钻入地铁、公交，来到“七环”——这个将榨干他们金钱、时间、亲情和友情的地方。

7月10日那场夜宴后，学员打车回“家”的路上，有人向出租车司机打听，燕郊什么时候通地铁。

司机脱口而出：“北京闲得没事，给廊坊修地铁？”

话题如果继续下去，燕郊不属于北京的事实就会浮出水面，但是并没有。学员早就从课上学到了不为外人知的“内幕”：燕郊是“北京直接管理的”；北京市政府就要搬到通州了，距此处“只有三公里”。

他们中的多数人相信，高楼鳞次栉比的燕郊就是北京的一部分。

就像孟林，刚来第3天就去了天安门和长城，把照片发到朋友圈，收获了此生以来最多的“赞”。

他自己很清楚，这是一生中离首都最近的时刻。

年轻的杨彪最新的梦想是“把钱要回来”。李旭担心地说，很多人会不甘心，从而回到传销组织，甚至再找一个新组织赚回来。

明年就满50岁的孟林对此已经死心。他常在梦里见到五万元钱，而这是他逃离梦魇几个月来最大的美梦了。

（文中杨彪、孟林、赵立、孙万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