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又无力的父母

“有钱什么都行，没钱什么都不行。” 孙阳阳的父亲孙山仿佛把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看透了一般。

孙山是有过些钱、过过殷实日子的。但5年前做生意赔了，不仅把多年积蓄都搭了进去，还欠了一屁股债，这让他在村里抬不起头，亲戚一度躲瘟疫般躲着他，他甚至因此憋出一身病来。

这期间，他的大女儿恰巧大学毕业，早早找好了工作补贴家用，这让他觉得“像种了一季的小麦，终于到了丰收的季节”。

他细算了一笔账，供大女儿上完大学至少花了30万元，虽然他大女儿从未上过补习班，从初中到高中因成绩不错，学费、住宿费全免。

但他觉得花再多钱都值得，“那些让孩子去打工的都只看眼前，打不动工了还不得回来种地？上了大学就彻底不用做老农民了”。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的向别人嚷：“你家有钱有啥了不起？你家有名牌大学生吗？”村里人笑他：“你家有大学生了，你家还有钱吗？”

孙山曾想过把家里的孩子都培养成大学生，哪个孩子若说不想上学，不是被劈头盖脸骂一顿，就是跪在砖上被打一顿，或关禁闭。但如今，他觉得实现这一“宏愿”越发吃力，一是因为“老了，挣不动钱了，把债还完了算不错了”；二是他发现后几个孩子的成绩不够拔尖。

但像孙山这样读过几天书，还能把孩子培养成重点大学学生的农民工并不多。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2%，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大专及以上占9.4%。在北京做水果生意的杨树珍，则属于从未上过学的那一拨儿。

杨树珍来自河北农村，20岁便嫁给了同村的男人，不认识字。而两年前决定出来打工，是因为家里外债累累，“外面的钱好挣，有时一天能挣四五百元”，而且男人一个人在外面总归不放心。

至于儿子宋鑫的功课，她不是很懂，只能根据孩子在班级的排名来判断其学习进步与否。只要孩子在看书，杨树珍就高兴，如果是在玩手机，她就忍不住批评上几句，虽然这并非时时管用。“孩子懂事儿，也争气，学习都是自己学，我们都帮不了啥，除了给他钱”。

和村里早早辍学打工的同龄人相比，宋鑫已经算是很“有出息”，但和县城里的学生相比，成绩徘徊在中游的他感觉要吃力得多。上初中，他才接触英语，所以第一次英语考试他才得了30多分。至今英语仍是他的软肋。那些能流畅朗读英语的同学往往来自县城，多才多艺，打扮时尚，到了初中他才知道“原来一双鞋也能卖一两千元”。

将升高二的他，为“把成绩提一提”，今年来北京过暑假时提出想补习下英语。没想到，他的爸妈爽快地答应了。他妈妈说：“今年刚把家里的外债还完，以后赚了钱都供孩子上学。”

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上课外补习班，为期一个月，每天一节课，一节课50元，共需1000元，而2016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同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2。

“输”在起跑线之后

教育部等九部门于去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曾提到，广泛开展各类教育培训，要重点面向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积极开展职业技能、思想道德、民主法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同时重视农村居民的教育培训，开展农村留守儿童、老人和各类残疾人的培训服务等。

但孙山、杨树珍并未曾听过相关培训，或享受过这样的“福利”。像他们这样流动于不同城市，蜗居在城郊村或城中村的农村流动父母，比守在家中的农村父母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不可控性”，在教育孩子方面相较更为“简单粗暴”。

“尽管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遇到的学习困难总是比别的孩子多得多，但这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这些孩子终究来自农村，是农村的娃。所以，孩子教育成就上的差距不完全是‘流动’或‘留守’所产生的影响，儿童之间最基本的分界仍然是城乡差异，是原生家庭间社会阶层地位的差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精明认为，由于社会经济条件、认知水平、信息获取等方面的局限，农村家庭在子女的教育上相对而言更缺乏“眼界和见识”。

而那些处于弱势的农村家庭的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在教育的起跑线上输了一截。在刘精明看来，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说高考是一种主要的社会选择方式的话，那么它衡量的就不仅是某个儿童个体，而是对一类人，或者说是对一类家庭选择的结果”。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171万人，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增长1.5%。其中，本地农民工11237万人，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1.6亿多的外出农民工，会产生多少小候鸟？具体数据很难准确得出，但这个群体不容忽视。对这些抱着大学梦、有极强上进动力的“小候鸟”来说，如何向前追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皓建议，首先要搞好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基础，如果基础教育都搞不好，后面就很难追赶”。

“在越来越稳定的社会，长距离的阶层跨越是比较难的，但近距离或邻近阶层的跨越仍可能频繁产生。”刘精明表示，教育对社会流动的意义，可能并不仅是当下这一代人命运的改变，而是在于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中几代人的境遇、命运的持续性变化，“等二三十年过后，我们的下一代或下几代人的境遇与我们自己这一代相比，或许就会很不一样，所以并不能只看眼前的、暂时的，要从一个长远的社会流动历程来看，看到一点点在变化。”（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孙庆玲 实习生 刘梦妮）

（文中孙阳阳、孙山、宋鑫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