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腾在出租屋里画画，因为化疗，她的头发掉光了。车怡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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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三下午，新阳光病房学校的王夏奕老师，早早就开始打扫教室。除了准备好下午要用的的手工和玩具，她还必须用消毒水，擦拭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将空调调到适宜的温度。

最后，她把一包一次性口罩，放在门边的柜子上。

站在窗口向东南方看，能看到北京儿童医院的屋顶。每个走进教室的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手。

来这里的孩子，都是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的患儿。他们的年龄大多在3岁到7岁之间，不分大小班，都在同一张桌子前上课和玩耍。

腾腾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妈妈会带她去这里玩。她会推着玩具购物小车，吆喝：“卖东西啦。”其他孩子凑过来，把塑料雪花片当作货币递给她。

这里的志愿者老师和孩子感情很深，王夏奕实在忍受不了一个孩子“走了”，第二个“走了”，到“走了”第十个孩子时，心碎的她辞职了。她用了很长时间做心理修复，才鼓起勇气，重新回来。

另一个家长们喜欢带孩子去的地方，是距离儿童医院不到两公里的儿童舒缓治疗中心。那里每周六都有固定的免费心理咨询服务，定期还会组织患儿参观海洋馆、博物馆。

“外面的小孩，看到我家孩子戴着口罩，就躲着他，不敢和他玩。其实是我家孩子要躲着他们才对。”一位家长半开玩笑地说。

但孩子最常玩的，是“治病”的游戏。

“做个CT”“打个造影剂”“做个骨穿”，他们举着玩具针管和小药瓶，扮成医生和护士，给陪他们玩的老师“看病”。

与癌症有关的词，烙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在游戏时被随口丢出来。

有个13岁的男孩，甚至时不时上网查查，把自己的病，研究得比许多大人都明白。有些家长拿到了自家孩子的化验单，他接过来瞧瞧，随手就能指出来，哪个项目数值过高，下一步会做什么检查，该吃什么药了。

“结束化疗后的孩子，眼神都不一样了。就像是痛苦给了他们勇气。”王夏奕老师说。她在2014年6月底来到新阳光病房学校，3年的时间里，有200多位小朋友来这里。这些孩子都是外地户口，无法去北京本地的公立幼儿园，家里也无法负担私立幼儿园的费用。

腾腾在回家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妈妈很紧张地检查伤口。在这简陋的出租屋里，母女俩相依为命。车怡岑/摄

马延武也在为孩子的学业发愁。

铭铭该读5年级了，她的户口和学籍都在老家。马延武把附近的几所小学都跑遍了，挨个儿问能不能借读。得到的答复都是否定的。

他听说北京周边有些打工子弟学校，能接受外地流动儿童，但“没打听着”。老马和家委会的其他家长在一块儿聊天，发现大家“都找不着”。

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新阳光病房学校。

每周固定时间，新阳光病房学校的志愿者，都会来马延武租住的出租房，给附近住着的患儿们上课。课堂是马延武隔壁的租户免费提供给他们的，课桌是房东的。

在病房学校补课的孩子里，最大的是洋洋。他该读初二了，结束化疗后，他们家搬到了北京五环外的小汤山。洋洋的母亲咨询过小汤山的一所私立学校，一年学费就要十几万元，以他们现在的经济状况，根本负担不起。

洋洋只好在家里自学。来北京看病之前，洋洋家里刚花了几万元的择校费，把他送进了当地最好的中学，但他只上了7天学。

这个原本过得还不错的家庭，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已经和很多相同处境的中产家庭一样，花光积蓄，欠下外债，迅速向下滑落。

铭铭结束化疗之后，老马也想搬走，去北京五环外租房子。那边的房子租金便宜，平房几百元，楼房千元左右，合租的话更便宜。但病房学校的老师告诉他，志愿团队的补课工作，只能覆盖儿童医院附近的患儿家庭。

马延武考虑之后，还是咬咬牙，继续留在了儿童医院旁边。